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孔子曾随师襄子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地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
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得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师襄子认为孔子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觉得自己仍然没有弹出这首乐曲的最高意境来。
最后，孔子通过反复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勤学好学的孔子，对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贡献，除了他的光辉思想，他开创的平民教育外，更经常被人念念不忘的是他对中华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增删，修正，甚至是再创造，这在中华文明传承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校勘、整理中华古代典籍上。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诗经》《尚书》等文献即是他整理出来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春秋》也是由孔子修订而成。
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的“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有《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中记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他曾广泛搜集过各国典籍，付出过巨大心力。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不断层的文明，我们先贤们的诸多思想，创见，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的强大都是在自己旧有文化的继承与更新上完成的。也只有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保持一份敬畏之心，这个民族才能在继往开来的路上走得更从容，久远。《论语·八佾》篇中，孔子就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正是源于汲取了夏礼和殷礼的长处，并在夏礼和殷礼的基础上经过演化和发展，从而变得更为完善。
对传统文化，孔子采取的态度是以一颗慧眼加以甄别，不好的去之，不能弄明白的存而不论，对于好的，则要全力继承，学习，足信，并发自内心的对其充满喜爱，孔子把这种精神叫“信而好古”。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于圣贤们遗留下的这些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大智慧，我们只要对其心存敬意，善于学习，并有效加以利用，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有很多道不尽的好处的。
孔子说他对古代好的东西，只是“述而不作”，即如实记录不创作，其实这也只是他的谦辞罢了。他的仁礼思想，还有诸如修订《春秋》时，他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微言大义，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这些都是他的创作。
“述而不作”如果是保留好的东西，同样有贡献，当然最佳的待古态度肯定是“述而且作”，好的东西，对其有传承，并且还能将其不断更新，进一步深化，升华，与时俱进，自然是最好的，——毕竟任何东西得具备强大的及时自我更新力，才能活得更坚实，更长久，正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
述，这个字金文中有一个代表“行进”的“辵”，一个代表“路径、通道”的“术”，即“術”，组合而成，表示循径而行，遵循着原有路径行进，后引申为“循着事件发生顺序记录，记叙”。
孔子说：“按照历史原样复述记录，而不创作，不篡改，深信并喜爱古代优秀的文化，我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