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因为周王室日渐衰微，周朝礼制对诸侯国控制日趋乏力，各诸侯国于是置君臣礼仪于不顾，纷纷走上了厉兵秣马、称王称霸的道路，故而原本秩序井然、上下有序的中华大地出现了“礼崩乐坏”之混乱局面。面对如此混乱场面，众多思想家纷纷痛定思痛，寻求恢复秩序之解决办法。由于立场不同、看问题角度有异，故而形成的思想流派非常之多且为政主张千差万别，成为了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用以治国安邦的思想源泉。
这其中的儒家思想堪称最为耀眼的思想流派之一，初由著名学者孔子创立，后经孟子加以发扬光大。由于儒家思想主张“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倡“为政以德”、忠恕之道，反对刑罚、滥用民力，是典型的站在广大民众角度提出的治国处世思想，深得民心，因此备受古代学者所推崇。西汉时，在著名思想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下，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治国之主旨思想，影响后世千年。
纵然如此，如此“亲民”的儒家思想，在对待等级制度和君主问题上，却也与法家、墨家等流派是“一丘之貉”：认为国家设立君主是极其必要，而且对“尊卑有序、上下有等”的等级制度，儒家思想也持双手赞成之姿态，也因此对君主列为最高等级、拥有最高权柄便也持默许之声。为何一贯提倡“民贵君轻”的儒家，在对待等级制度和君主问题上，却也放下原则，与“世俗”思想“同流合污”呢？
一，思想流派不同，治国思想差异巨大，但在对待君主之态度上却高度统一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很多思想流派，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思想大迸发之璀璨现象，不过由于这些思想提出者政治立场不同、看问题角度有异，同时受限于所在诸侯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故而其为政主张差异巨大，如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应物变化”，颇有些逍遥派的味道；儒家提倡“崇德尚礼、为政以德”，主张以德治国，以礼规范社会秩序；法家则提倡依法治国，主张“不论亲疏、一断于法”，重视刑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很显然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主张是差异巨大的，而且其中的儒、法两家由于为政举措上可谓南辕北辙，故而两家之间的“德”与“法”之较量可谓异常激烈。
即便如此，虽然这些思想流派政治主张差异巨大，但在这一点上却高度统一，这便是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施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帝乃一国之首，坐拥天下、富有四海，这也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正是因为如此过于绝对的对君主进行界定，导致君主之显赫之位成为了历朝历代野心家最想拥有之物，如此招致了中国古代激烈的权力纷争。
一般认为，君主专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产物，毕竟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因此只有大搞权力集中，加强君权，调用民力，“富国强兵”才能在短时间内变成现实。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还针对最高等级的君王之等级特权进行了界定：“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认为这是君王所必需拥有的等级特权，在此前提下，作为臣子应忠诚于君，反过来对君则要求很少。
实际不光法家，先秦诸多以治国为目的的思想，在树立君主权威、追求君主专制的道路上可谓如出一辙。如提出了“民贵君轻”为政思想的孟子，就曾引用孔子的话：“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所以人世间不应该有两个君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君主存在及君主专制的必要性。儒家另一思想家荀子也认为两个都尊贵的人不能和平共事，两个低贱的人谁也指挥不了谁，认为这是“天数”，进一步将周礼中的等级观念“发扬光大”，而且还为其找到了无可辩驳的依据——“天数”。墨子直截了当说天子认可的民众也必须认可，天子否定的民众也必须跟着否定。毫不掩饰地宣扬君主存在以及树立绝对权威是理所当然之事。
如此看来，君主专制被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思想家所接受且坚决贯彻，绝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凡是涉及到治国层面，各个思想流派无一例外都在君主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统一性，他们心目中的君主制度也不约而同走向统一——君主专制。
二，各家思想为何均坚持“君主专制”？
为何君主专制极其必要？借鉴春秋战国时期的背景可知：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高度相关。主要原因可归为两点：
1，生存环境险恶，生产力不发达，需要借助群体力量实现由弱变强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还处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阶段，故而依靠个体力量显然很难在险恶的自然界中生存完好，因此必须要借助群体的力量战胜困难险阻，这从周朝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周朝时，人们聚族而居，一个家族少则几百人、多则数千乃至更多，大家集体行动、团结协作。
即便是铁质工具大兴使用招致了生产力较大幅度发展的战国晚期，这种集体协作的思想仍然根深于每个人的心里，因此吕不韦就在他的思想巨著《吕氏春秋》中进一步肯定了设立君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个体的力量非常有限，但汇聚成群体却能够“制禽兽，服狡虫”。而在这样一个由弱小而强大的过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则就产生了，并表明：这是治理国家这个复杂工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因此《吕氏春秋》中说道：“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
2，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王权衰微导致的诸侯混战、弱肉强食的混乱现实
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就确立了“以礼治国”的治国思想，并且通过对夏商礼制加以损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礼仪制度。《礼记》、《周礼》、《仪礼》（号称“三礼”）涵盖了西周政治、行政、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不论是饮食还是殡葬，西周王朝均制定了“亲疏有别、贵贱有等”的礼仪规范，这一方面规范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大大强化了等级制度，为最高等级的天子之权威的树立奠定了基础。因此自周武王灭商至平王东迁近年时间的西周时期，总体上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周天子之威仪也是无可撼动的。
但是到了西周末期，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杀死，都城镐京被破坏严重。继位的周平王不得不迁都洛邑，周天子威严扫地。此时各个诸侯国也不怎么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强一些的诸侯国便乘机厉兵秣马，走上了对外兼并扩张的道路，故而原本秩序井然的中原大地烽火遍野，至此，诸侯混战、弱肉强食成了中原大地的主旋律。如此“礼崩乐坏”之混乱局面，促使了各思想流派痛定思痛。
再次对比了之前西周王朝的安宁，便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没有强有力的天子主持局面，人世间只能退回至动物世界，属于人类特有的文明秩序必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贯穿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在主宰。即便是到了战国晚期，吕不韦对此的认知也丝毫没有变化，故而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认为：“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
由此可见，由于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以及落后的生产力，单靠个人力量无法在大自然中生存，故而人们聚族成群体、协同作业，促使人们由弱变强便成为了社会共识；另外，由于当时周天子威严扫地、地位衰微使得各诸侯国纷纷逾越君臣之礼，走上了扩张称霸的道路，如此使得中原大地蜕变到了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混乱局面，这与西周时期的秩序井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而有鉴于这两点不争之事实，各个思想流派虽然政治主张各异，但在立君问题上达到了高度一致，即便是提倡“民贵君轻”思想的儒家也免不了这个“俗”。
三，儒家思想提倡的“民贵君轻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统一
虽然儒家思想在立君问题上与其他思想流派是“一丘之貉”，但毕竟还是站在民本位立场，故而其对君主专制也有其内在考虑。
由于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对周礼持极其赞许之态，曾由衷说道：“郁郁文乎，吾从周。”并且其为政主张也多是恢复周朝礼制。众所周知，周礼中很显著一个特征便是强调“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等级制度，并且还特别明确这一点：“礼”就是用以区别并显示亲疏贵贱、等级差别的。在此森严等级制度之礼仪规定下，天子之礼遇规格也是最高，如对于饮食礼仪，《国语·楚语下》就如是记载：
“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由此可见，贵为一国之尊的天子显然位于等级金字塔之顶端，享受的待遇也是最好的。
孔子为何对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君权礼遇的至高无上持双手赞成态度呢？这显然并不单是出于个体群聚，实现由弱变强这一变革目的，更多的还是为了社会井然有序这一守成之需。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社会竟然有序，必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否则两个地位平等、同属尊贵之人必然会争论不休的，这显然不是孔子期望看到的井然有序之现象。因此，孔子才会说出：“天上不可能有两个太阳，人世间也不可能有两个君王”这样的话，因为这会导致争论。那如何解决纷争？显然只有制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不论尊者、还是卑者，在等级制度框定好的礼仪下，大家有序就座，如此社会安定、国家兴旺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如此看来，儒家思想虽然坚持君主专制，但并不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想主旨相矛盾，因为它虽坚持君主专制，但并不代表就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可以胡作非为、滥用民力之显赫权力，而仅是从礼仪方面赋予君主无上的礼遇，这与权力显然有着天然之别。对于君主而言，仍然有其约束，最明显的便是德行要好、自律性强，要懂得爱民，杜绝滥用民力，如此赢得民众认可，实现国家安定团结、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便也是预料之事。因此，提出“民贵君轻”为政思想的孟子才会对齐宣王提出了“国家治理不好，拿国君怎么样？”这样的质疑之语。
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儒家思想提倡“民贵君轻”，但在提倡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匹配的君主专制这一点上与其他思想流派如出一辙，这其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生存环境险恶，生产力落后，单靠个人力量无法在大自然中生存，故而人们聚族成群体、协同作业，如此实现人们由弱变强便成为了社会共识；二是因为当时周天子威严扫地、地位衰微使得各诸侯国纷纷逾越君臣之礼，走上了扩张称霸的道路，如此使得中原大地蜕变到了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的混乱局面。鉴于这两点不争之事实，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思想流派政治主张不同，但在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上却高度统一，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免其“俗”。
不过儒家思想提倡的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思想也有其内在考虑，即其并没有赋予君主至高无上、可以胡作非为、滥用民力之显赫权力，而仅是从礼仪方面赋予君主无上的礼遇，如此做法之目的便也是出于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之守成之需。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杜绝君主滥用手中权力，儒家思想便对君主德行、自律也提出了要求，显然“民贵君轻”便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提出的为政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