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体系，小农经济不行，那靠什么呢？依靠国家经济。国家经济当然不是单个小农经济的总和，好比一包土豆。而国家，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装着土豆的口袋，但是这个口袋还没有成为经济，只是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只是把人民和土地，通过政治手段，通过行政权的形式结合起来。
传统民族和现代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民族以政治体制为主，而经济因素相对较少；然而，现代国家除了要成为政治主体之外，还要成为经济主体，并且以经济为主体。这就使政治权力从控制经济的权力转向控制经济的权力。国家利益由单纯的人口、土地利益转移到市场、交易利益，体现为国家中心的重商和资本主义经济。十一世纪初，王安石早已站在传统与近代转换的风口浪尖，他在思想上“返璞归真”，在周孔之的孔孟的教导下，也希望在体制上“返璞归真”，在“秦制”中回顾周制，在“周礼”中提出《周礼新义》，在“封邑”的土壤中寻求近代人性的根源，寻求国家转换的良机。
纵观近代世界历史，从传统的国家到近代的转变，有封地建制和都市化两种途径，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后来的唐宋、元明清相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更接近于现代化，换言之，周制的现代性要强于秦制，所以中国的改革一直都是怀旧的。孔子有一句话，名为“先人说尧舜律文武”，即“吾从周”.复古风，为何“从周”？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东西方的历史之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已经从全人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条分裂的道路。西部以西亚的两个河谷为中心，在青铜文化的发展上首当其冲；在东亚地区，以两河流域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形成了由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而来的“玉质”美学形式。欧亚大陆，当西方的青铜器文化寻求世界体系的时候，东方的玉器文化也与青铜器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青铜器文化体系，于是，中国就成为了青铜器文化所代表的古代文明，在前三个古代文明国家纷纷衰落之后，中国就崛起成为了第四个古代文明国家。周公制礼、金声玉震，既在礼乐、文明方面完成了铜玉文化的交融，又在制度安排方面实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王朝的统一，体现了“封国立国”的“天下”观念，是古代文明国家世界体系的改良与集大成者，将古代文明带入古典时代。那个时候，正是“元始”时期，将古老的文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诗，书，礼，乐，易”等政治和宗教风格，被后世的儒学所推崇，而且还是在三千多年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这样完整的封建文明。放眼天下，如此文明的古之国度，也是难寻第二个。欧洲诸国接受封邑制度的时间更晚，又是在希腊、古罗马等城市文明毁灭之后，才以“上吊”的方式降临，故而欧洲的封建文明比起西周时期的政治神权还要粗犷，但仍有残余的城市文明成分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封建时代，中国自命为“天朝”，在文明的“舒适区”，即使在历史的转型期，也不过是在同样的文明内部重组，由周制改成秦制，以此来减轻文明的危险。但是周制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国和中国王朝相结合的国家体制，而秦制是这个国家体制下的新政体，其体制没有改变，仍然是周的延续。从政治制度的革新，从封邑变成了中心，从藩王变成了作郡县，从秦制向国家体制的许诺，就是要有一个更广阔的文明和舒适的空间，一个统一的中国。这种面貌，就像是玉质文明对于新石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延伸，在美学上，「秦制之周制」，也就是周制，是统一的统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惯例：当作为政体的秦制遇到问题时，往往会回归周制这个国家的国体，寻求解决之道；以《周礼》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也成为王莽、王安石、康有为的政治制度变革，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历史上的秦国，为了拯救秦偏而接受秦于周，从而形成周秦的制度。是以其治世之法，亦兼有霸王之道，其为秦之法，其为国之法，其为王道之法，其为国之法。汉末，秦制已尽，王莽返周制，以古文为书，以改革为政，开朝代，其业虽败，其国虽亡，其势不灭，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和六部制，都是古代《周礼》的意思。到唐末，五代之势已尽，藩镇割据，五代十国重演了春秋时代的故事。宋朝初回秦时，更是集权，尤其是在钱和兵两面，不敢放手，那时，皆在开封，比之关洛，只有运河为界，可使财政和兵权更为集中。然而，秦制之集权，亦有弊端，以致富国而穷，兵强马壮而弱，是故王安石之改革，意在改变秦制之集权之道，重启《周礼》，建立宋初《周礼新义》。秦制之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直接参与的，它对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权力上，即以控制人口、土地、赋税、征兵、赋役等手段来实现国家政权的意愿。西方的民族概念中有一个“巨兽”，中国也有一个“饕餮”，在秦的制度中，贪得无厌、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官僚主义的机械特性，其本质亦是民族的本质。欲苟其命，则戒其暴饮暴食，此乃百姓之“仁政”。司马光等，亦以此为鉴。王安石却非如此，他不欲食人之食，而欲将整个民族的饕餮天性转变为“天下为公”的大锅米饭，并建立一个“人民以食为天”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