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玲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10905/9407767.html朱熹关于《周礼》的论述虽然比较简略，但其涉及面之广，讨论程度之深入，与其主体学术思想关系之密切，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朱熹明确提出《周礼》的撰作者为周公，并认为《周礼》为可信之书，重新确立《周礼》作为礼学经典的地位；通过对北宋《周礼》学研究方法及思想取向的反思，朱熹从为学次第的角度提出《周礼》难学、不敢轻易教人学的观点；针对湖湘学派和永嘉学派在《周礼》学上取得的成果，朱熹也给予了适当的批评。《周礼》是一部讲求治国的制度之书。到唐代时，《周礼》虽被认为“经邦之轨则”，但已鲜有人问津。宋代兴起的儒学振兴思潮，使《周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流传至今的宋代《周礼》学著作有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附《考工记》解）、王昭禹《周礼详解》、俞庭椿《周礼复古编》、叶时《礼经会元》、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易祓《周官总义》、王与之《周官订义》、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朱申《周礼句解》、无名氏《周礼集说》等。朱熹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思想家，也参与了《周礼》的讨论。朱熹对《周礼》比较推崇，有不少溢美之辞。朱熹充分肯定《周礼》一书详尽细密地规划了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制度，此书的撰作者周公是胸襟广阔之人，所立下的条贯皆是礼的大纲领，可以为后世所效仿。朱熹赞叹：“一部《周礼》却是看得天理烂熟也。”这种对《周礼》青睐有加的取向无疑受到了宋代以来儒者喜谈三代之治风气的影响。朱熹在综合评判各种论说的基础上，明确《周礼》的撰作者应为周公，《周礼》为可信之书，并驳斥了“周官非圣人之书”的观点。从朱熹的学术主旨来看，他正是要引导人们从褒贬《周礼》的困局中走出来重新理解并审视圣贤之学。一方面朱熹认为只有周公具备撰写《周礼》的襟怀与气度。譬如朱熹在讨论天官之职时，就认为如果不是心怀宽广的人，就不能应对千头万绪、包罗万象的饮食衣服起居等众多庶事，而无疑能够“先事措置，思患预防”的周公有着这样细密周全的精神。也只有能够穷理致知、事事物物都理会过的周公具备这样的品质，具备撰写此书的条件。另一方面朱熹认为学者们要想讨论学习《周礼》，就先要理会圣贤之心，而不可妄揣私意，崇信经典是理解经典的基础。朱熹认为秉要执本的关键在于应该认为到学有先后，身心内省之学是学习制度之学的基础，应该优先考虑涉及根本的为己之学。只有先求道、体道，学纯心正了，才能应事接物，才能无往不正。身心之学是为己之学，是为人的基础，致知穷理后才可以应付制度之事。朱熹曾明确指出，“不先就切身处理会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己甚事。”这与朱熹一贯强调的应求为己之学，应格物穷理、讲学修身的学术主旨是相符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fs/92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