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后记
礼学与绝学
吾妻重二
新
書
《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
［日］吾妻重二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6
页数:
定价:88元
装帧:精装
向上滑動閱覽目錄
目录
序1
初版序1
第一编文献足征
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3
第二章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69
第二编礼文备具
第三章《家礼》版本考——到《性理大全》为止99
第四章宋代家庙考——祖先祭祀的设施
第五章木主形状考——到朱子学为止
第六章木主影响考——朱熹《家礼》的一个侧面
第七章深衣考——近世中国、朝鲜及日本的儒服问题
第三编礼书承传
第八章《家礼》和刻本——日本《家礼》传播史
第九章《家礼》与日本——日本近世的儒教丧祭礼仪
第十章藤井懒斋的《二礼童览》——“孝”与儒教葬祭礼仪
第十一章佐藤一斋的《哀敬编》——日本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交融
第十二章水户藩的儒教丧祭礼仪文献——水户学与家礼
第十三章郑齐斗的礼学——朝鲜阳明学与礼教
附录周惇颐墓——历史与现状
原题、译者一览
后记礼学与绝学
礼学研究是一种“绝学”，这样说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呢？
正如本书中屡次提到的，过去礼学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礼的相关著作也曾层出不穷。那么，在本书的结尾，也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礼学的继承与发展吧。
简单地说，礼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学”的领域，另一个是“礼制”的领域，过去的礼学都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讨论，不断积累了各种著述。
其中，就“经学”方面说来，《仪礼》《周礼》《礼记》，即所谓的三礼文献的注释是其代表性著述，诸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各注疏、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都有详尽而精密的内容。而在“礼制”方面，朱熹与黄榦《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书都是收集、整理古代或历代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这些书并不限定于上述三礼文献中的任何一种，而广泛涉及吉凶宾军嘉等各种礼仪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将其分类为“通礼”。换言之，“经学”之书作为儒教经典阐明了礼的基本原则，而“礼制”（通礼）之书则以此为依据而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礼仪的实践手册、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这种礼书就是所谓的“仪注”，大致可分为国家举行的国家礼仪和个人实施的私人礼仪（顺便说一下，在朝鲜，通常不称为“仪注”而称为“仪轨”）。《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
据此，“仪注”诸书中“事关国典者”就分类为“政书”，“私家仪注”则分类为“杂礼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为国家层次的仪注书列举了唐朝《大唐开元礼》、宋朝《政和五礼新仪》、明朝《明集礼》等，而将朱熹的《家礼》归入“杂礼书”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杂礼书”仅仅是以经学为正统的角度下做的分类，其定位颇低，但实际上，如在本书中也反复叙述的，《家礼》作为一种日用礼仪实践手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从广义上来说，也可属于“礼制”的领域。
此外，还有研究在礼仪中使用的器物、服饰等东西的学问，传统上，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等考证工作就相当于此。
这样看来，可知所谓的礼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总括起来应该如下：
经学——关于《仪礼》《周礼》《礼记》的注释、著作目的：阐明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制——礼仪实践的著作目的：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1.通礼——实践诸礼的资料汇编
2.仪注——国家层次（政书）、私人层次（私家仪注）
3.名物——器物、服饰等的考据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但由此我们可知，“礼”并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要求以可见的形式付诸实践（performance）的，因此，“礼”在历史上持续实行，“礼制”方面的各种著作也十分浩瀚。所谓“礼学”，从广义上说，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方面的学问。
那么，这样的礼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又如何呢？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此讨论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近代以来，此领域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问相比，不得不说是相当稀少，甚至寥寥无几。
现在按我的记忆随便举例，在近现代中国，到一九八年代为止，积极推动礼学研究的人物只有张锡恭、王国维、曹元弼、人民共和国以后继承曹元弼的沈文倬，以及杨宽等人而已。在台湾，虽然在一九七年代开展了“仪礼复原研究”，但此只是一种孤立研究，似乎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近代学制中，儒教的研究被分类在“中国哲学”的领域，致使礼学在儒教研究中被搁置不理。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显著，但是关于这种近代的学问划分导致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多作讨论了。另外，礼仪只是封建残余这一观念，似乎也阻碍了礼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就上面提及的沈文倬而言，他所从事的礼学研究，正是“存亡继绝的工作”（王元化《贺信》，《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年）。
与此相比，在日本近代还相对保留了汉学的传统，可以举出加藤虎之亮、服部宇之吉、加藤常贤、宇野精一、藤川正数、川原寿一、西冈弘、影山诚一、池田末利、栗原圭介、林巳奈夫等人的名字。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礼学研究还是被认为是颇为特殊的，不免给人一种“有点古怪”的印象。说到底，它只是旁系，或者只不过是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等“主流”的辅助手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虽是很宝贵的，但其范围还很狭隘，仍是以中国古代为中心，几乎没有涉及到宋代以后的近世时期。
总的说来，近代以后，礼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不绝如线”的状态，给人一种奄奄一息、勉强维系生命的印象。特别是本书中研讨的《家礼》研究，在近代以后，除了一些讨论其真伪问题的文章之外，基本上几乎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