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山房藏书记
苏轼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注释：李氏：指李常，字公择，南昌建昌人，曾做过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是黄庭坚的舅父。
象：象牙。犀：犀牛角。珠：珍珠。玉：美玉。怪珍：奇异珍贵。
金石：金属和石料。五谷：上古时五种谷物的统称，具体说法不同：有的以黍、稷、麦、豆、麻为五谷，有的则以稻、稷、麦、豆、麻为五谷，后世成为谷物的泛称。六材：古代制作弓所用的六种材料，即干、角、筋、胶、丝、漆。
弊：通“敝”，破旧，损坏。竭：尽。
贤不肖：即贤与不贤，意即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才：才能。
仁：即仁者，指道德修养高的人。智：即智者，指有聪明才智的人。分：天分，资质。
“自孔子”二句：意即自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都一定是从读书开始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当时的书是用熟牛皮编（即韦编）的竹简，孔子却因用功勤苦而致书被多次读破（即三绝，三是约数）。
柱下史：掌管王室藏书的官，常侍立殿廊柱下，因而得名。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谥号为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道家学派创始人，有《道德经》（又名《老子》）一书。曾任东周王室柱下史。
韩宣子：名起，春秋时晋国大夫。适：到，去。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易》：即《周易》。《象》：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说，当指《象魏》，象魏本是宫门外悬挂法令使百姓知晓之处，后转而指代法令，此《象》即指代鲁国历代政令。一说《易》《象》指《周易》的《象辞》。《鲁春秋》：《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鲁春秋》即是鲁国的历史书，经孔子修订后成为现在专指的《春秋》。
季札（zhá）：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访鲁国，鲁国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风》《雅》《颂》，他一一加以评论。聘：出访，指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节问候。上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此指鲁国。
《诗》之风、雅、颂：即指《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
左史倚相：左史，史官名。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倚相，人名，春秋时楚国的左史。他学识渊博，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曾对大臣子革赞扬倚相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相传为三皇、五帝时的古书，字句艰涩难懂，久已失传。
六经：儒家的六种经典著作，即《诗经》、《尚书》、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周易》、《春秋》以及早已失传的《乐经》，也称“六艺”。盖：副词，表示推测，意即大概、也许。
作者：写书的人。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秦汉以来书写材料由甲骨、竹简转变为丝帛和纸，日趋便利，而文字也由繁难的籀文、大篆简化为小篆、隶书，再简化为楷体。这方便了书籍的流通。
学者：学习的人。益：更加。苟简：马虎，草率。
老儒：老儒生，老学者。
市人：买卖人，此指书商。幕刻：翻印。
倍蓰（xǐ）：超过数倍。蓰，本意为五倍，此处泛指。
科举：从隋朝开始，历代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考试取士而得名。游谈：空谈。游：虚浮不实。
庐山：在江西九江市南，北临长江，东南依鄱阳湖。相传秦末匡氏七兄弟庐居此山，故亦名匡庐山。五老峰：庐山南面的一座高峰，如五位老人并坐，因而得名。
凡：总共。
涉其流，探其源：指广泛涉猎、探讨了图书、知识的源流演变。采剥：即采摘，采撷。剥，通“扑”，意即敲打，采摘，《诗经·豳风·七月》有“八月剥枣”。华实：即花和果实。华，通“花”，此作精华解。
膏味：甘美的滋味。行事：做事，意即为人处世。
固：副词，表示肯定。自如：照旧。少：同“稍”，略微。
遗（wèi）：送，给予。
惟：副词，表示希望的语气词。其：其中的，指李氏藏书。
固：本来。老焉：终老于此。
庶：副词，表示可能或期望的语气，也许。
译文：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这些奇异珍贵的物品，虽然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却不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虽然具有实用价值，用过之后就会破损，取来就会用完。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具有实用性；用过不会破损、取来不会用完；有贤能的人和无贤能的人都可以依凭各自的资质而各有所得；道德高尚的人和聪明睿智的人都能凭借各自的天分而各有发现；资质天分不同但是只要求取就不会没有收获的，大概只有书籍了吧。
自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都一定是从读书开始的。在那个时代，只有东周王室的柱下史老聃称得上拥有很多的书。韩宣子出访鲁国，才见到《周易》《象魏》和《鲁春秋》。季札出访地处中原的鲁国，这才得以欣赏到风、雅、颂的演奏。而楚国仅有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三皇五帝时的艰涩难懂的古书。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读到儒家六部经典之作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然而他们都熟习礼制和音乐，在道德上具有深厚的修养，这些都不是后代的读书人所能企及的。
自从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文字笔画一天天趋于简便，因而书籍也随之日趋丰富，读书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书的，然而学习、读书的人却越来越不认真，这是为什么呢？我还赶得上见到那些老一辈的儒学先生，据说他们小时候，想要找《史记》《汉书》也找不到；有幸借到了，都要亲自动手抄写，日夜背诵，唯恐抄不完、背不熟就要归还了。近年来书商间相互辗转翻刻刊印书籍，诸子百家的书，每天都有千万流传于世。对于读书人来说，当今的书是这样地多又是这样地容易得到，照理说他们的文章词采和学术造诣，应当比古人好上许多倍。可是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子，全都把书捆扎起来而不去阅读，言谈空洞无物；漫无根底，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的好友李公择，年轻时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中的僧舍里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怀念他，便把他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李氏山房”。那里的藏书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广泛地涉猎了各类图书，探讨了它们的源流，采撷了其中的精华，并且仔细品尝了其中的美味，化为已有，体现于文章中，表现在行动上，因而闻名于当世。可是那些书依然像它们本来的样子，并没有丝毫的损毁。公择打算把这些书留传给后来的人，供他们对书籍无限的需求，从而满足他们的才智和天分所应当得到的知识。所以不把书藏在家里，而是藏在他从前住过的僧舍中，这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苦心。
我已经衰老多病，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用处了，只希望能有几年的闲暇，遍读李君藏书中我还没有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就是我希望游览而一直没能去成的地方，大概我将终老于此了。我把公择的藏书全都翻出来，拾取他剩余弃置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也许会有所收益吧！而公择要我写篇文章作为他的庐山藏书记，于是才写下了上面的一席话，让后来的人得知以前的君子见到书的困难，而当今的读书人有书却不读，是非常可惜的。
文学赏析：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
文章开头论述了书的宝贵价值，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求书不那么难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苏轼（年1月8日－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苏轼生于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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