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觉醒
大灾大难是对人类的一场洗礼。
瘟疫也是一样，但这场洗礼与战争和自然灾害有些不同；它不像战争那样杀声四起、火光冲天，有着明显的掠夺与屠戮；也不像地震那样山崩地裂、像海啸那样扑面而来。虽然都有恐惧、都是死亡；但瘟疫所带来的恐惧与死亡，总总伴随着谣言、猜测、疑惑、咒骂、愤怒等席卷而来，而这一切均与社会文化有关。
说到文化，在瘟疫猖獗之时，它不像社会经济那样易于被摧毁，不像腐败政权那样一触即亡；文化在一片混乱与嘈杂声中能够安静下来。因此，大灾之后有大变，大变的是文化，是人们对社会文化的反思与文化的重建。
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东汉末年，就在那个被人诅咒的时代，瘟疫催生了中国文化的两大巨婴：中医与道教。
我们来看看东汉末年的文化。那时候，造纸术已经发明，纸经蔡伦之手开始变得不再昂贵，纸在中上层知识分子之中已经利用；那时候，印刷术虽然还没有发明，但毛笔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这样，文化知识在中上层知识分子手中记录已成为家常便饭。这就使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
中医与道教文化的形成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中医学的诞生是一种中国人科学意识的唤醒和聚合；道教文化的创建是一种中国人精神的重构与选择。
先说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如下一些主要条件：
东汉末年中医药兴起
1、有着广阔的医药历史背景；2、有着学科杰出的代表人物和著作；3、形成一个公认的知识体系和广泛的实践群体。
东汉末年，这三个主要条件已经形成。
第一，学科创立必须具有的广阔医药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的医药文化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他们均被历代官方供奉为医王。《续文献通考·群庙》载：元“成宗贞元初，命郡国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典礼，以医师主之。”明“至永乐间别建三皇庙，十医从祀，以医官主之。”清《铸鼎余闻》载：“医王庙，旧称三皇庙，祀伏羲、神农、黄帝。……以歧伯、伯高、鬼臾区、少俞、少师、雷公配。”在民间，巫术、巫医已遍布广大城乡，冲傩还愿、索室驱疫、符咒法水、神丹草药……至东汉，几乎已经登峰造极。
这些祭祀供奉、神丹妙药、巫傩法术，虽然抵挡不住瘟疫的进攻，但它为中国医药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东汉末年瘟疫流行之时，这个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医疗队伍和医学知识，被历史的大潮突然卷入了社会的中心舞台，幻术和蒙骗根本解决不了关乎生命的问题，唯有良医良药、仁心仁术才有可能解决受难者的苦难。这样，瘟疫阻止了东汉社会逆淘汰的恶政，为中医学的诞生扫除了障碍。
第二，学科创立必须具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和著作：
在东汉末年大瘟疫流行之前，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有了众多的医师、医籍药典。
在周代，《周礼》的制定为王朝“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治，以为民极”（《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命令相关的医官辅佐邦国。这些医官有：掌政令之“医师”，掌王者饮食的“食医”，掌万民疾病之“疾医”，掌肿、溃、创伤、折伤等外科伤病的“疡医”。掌治疗兽病的“兽医”。这些分工细致、明确的医者，只是王府的内廷人员，管不了诸侯大国的医疗大事，如“掌万民疾病之疾医”的职位，也只能是形同虚设。事实上，自周代以降，东汉之前，中国并没有出现能够体现中医药时代成果的杰出代表人物。
医学的著作也是一样。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传说是黄帝所著，当然是无稽之谈；现在普遍认同的是此书大致是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众多医学家搜集整理而成。这个时期的截止时间已经到了东汉。
事实上，对《黄帝内经》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知最早从事《内经》整理和注释工作的是南朝齐梁间的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此书在南宋时已经佚失。至隋唐，才有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的《注黄帝素问》问世。至宋代，国家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考证校勘，才使《黄帝内经》得以广泛流传。实际上，《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医学著作的定稿，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很难成为中医学诞生的标志性著作。
而在东汉末年，历史将一个小小的医师推上了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个人就是张仲景。
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邓州）人。张仲景有一定的中医学背景——他少年时代曾向同郡医生张伯祖学习过医术。同时，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知识分子：按当时的制度，乡邑每年可在20万户中“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由于他的品性与知识在20万户中都为翘首，命运让他进入了官场。没想到他进入官场不久，瘟疫暴发，万户萧疏鬼唱歌，他的族人也丧生多人。
亲人的失去最令人痛心疾首，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开始潜心研究流行疾病的诊治。他的医药理论和实践，在地方治理中成绩卓绝。东汉建安年间，他被献帝指派为长沙太守，为还在蒙受瘟疫之苦的湘人服务。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杂病论》序），经过十余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
这是一部著作权明晰、传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且深刻的医学典籍。
这部著作，总结自先秦以来前人的经验，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概括出中医的四诊、八纲和八种治疗方法，使中医“理、法、方、药”四备，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这部典籍，客观上是东汉末年，人与瘟疫顽强战斗的成果！
第三，学科创立必须形成一个公认的知识体系，并有一个广泛的实践群体。
当一个公认的知识体系产生后，有广泛的实践群体，这是一个学科形成的必须条件。
在中医学诞生之前，中国医学、药学，不乏有广泛的实践者；但他们并没有在一个共同的知识体系指导下从事共同实践活动。
中国的巫术发生，有共同的实践团体——各种巫术坛班；但他们的实践——巫医、巫药“知识体系”却得不到社会的公认。
东汉之前的医师扁鹊，是公认的名医。扁鹊（-～-），河北鄚州（今雄安新区）人，是一位后人供奉的医师、一位中国医学伟大的实践者，但他没有将自己的知识化成社会财物，融入后来形成的医药知识体系——我们知其人，不知其学术。
东汉末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除了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还有董奉、华佗二人。
董奉（～）又名董平，侯官县董墘村（今福州市长乐区古槐镇龙田村）人。他少年学医，年青时曾任侯官县小吏，行医不久归隐。东晋葛洪著《神仙传》十卷，收录了92位历史大腕，篇幅皆短小，唯《董奉传》篇幅最长。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财，只要求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树5株，轻病愈者栽杏树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当杏果成熟，他又林中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用谷子交换。他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来盛赞有医德之人。
华佗（约～），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华佗少时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他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外科大夫。他创制了“麻沸散”，施行“剖腹刳背”手术，这在世界外科医学史上遥遥领先；他创立“五禽之戏”来预防疾病、增强体质，是体育医学的祖师爷。
这是一个既需要医，又需要药的时代。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出现在这个时代。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它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能达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这也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为中医学的正式诞生分担了重要的职责。
中医，作为一个有着完整的体系的独立学科形成了；它是世界医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翼；它出现在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
造成这个学科各种要素相聚合的时代是东汉末年。
造成这种科学聚合的重要原因就是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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