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
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
陈赟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王国维自视其《殷周制度论》为“经史二学的大文字”，但其“藏经学于史学”的进路一再被遮蔽。本书由史而经，由观堂先生而上及历代诸儒，对西周王制要素的继统法、封建、禘礼，尤其是宗法等，进行了详实而具有系统的阐发，试图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呈现西周王制的基本架构、制度基础、精神原则、理念根基。
本书的特色在于：基于经史之学的进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大视野，对西周王制做了别开生面但又根植于经典的诠释，尤其是对继统法、宗法等进行了集大成性的研究，为《殷周制度论》与三代王制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进路，也为中国思想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恢弘的视野。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书影
王国维著，中华书局年影印版
内容试读
春秋战国时代，往往被今人视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尽管这个表述近年来受到了不少批评，[1]但如果在有限而适当的层面加以理解，它仍是一个具有思想潜力的概念。既谓之为“轴心”，则此前的政教实践及其产生的思想会归“轴心”，此后的思想格局与政教实践由“轴心”开启。由此视域出发，“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一方面对“前轴心时代”的文明加以总结，一方面对“后轴心时代”的文明予以奠基。正是通过对“前轴心时代”的反思与总结，上古的政教实践才被划分为帝、王两个阶段，换言之，帝与王的政教实践虽然产生在前轴心时代，但帝、王史观的真正成立却出自轴心时代的思想劳作。帝、王政教史观正是孔子及其弟子在整理六经的过程中形成的。帝、王政教史观体现了一种历史分期的意识，“前轴心时代”的文明史被刻画为帝的时代与王的时代，而这两个时代之所以被分别开来，其实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从政教典范的角度出发，对之所作的类型性区分。而以政教实践的类型化方式达成对历史的理解，本身就是“轴心时代”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轴心时代”的思想展开为双重的维度，不仅仅生发出基于“轴心时代”的视域对此前历史的再理解，而且产生了对当下与未来的思想建构。而对当下的现实理解与未来的理想建构，又是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展开的。无论是历史理解，还是当下判断，抑或未来建构，其承担主体都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提出“轴心时代”说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三种古史观：战国以前的古史观、战国时的古史观以及战国以后的古史观。[2]这实际上是以战国为古史观的主轴。我认为这种分期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也很大。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以战国为主轴，而是以孔子集团为主轴，因为就各种古史观的成立而言，重要的不是某一个作为理解对象的时代，而是这种古史观的建立者。就此而言，孔子之前的古史观、孔子的古史观与孔子之后的古史观，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孔子及其集团的古史观，即是以六经及其传承为核心的古史系统，这一系统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六经的成果。六经的成立是与“轴心时代”相表里的重大事件，通过六经，由宗周王官之学以及各个诸侯国的巫史系统所流传的上古文明叙事获得了系统化的一贯处理。这个处理不同于在求真意志主导下的现代历史学与考古学，后者追求的是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之再现，六经的历史处理，是在“轴心时代”新的思想地基上，以新的理念重新理解历史，建构出于历史又超出历史的东西，这就是作为大经大法的政教纲纪——六经之所以为六经者，其要在此。新史学对文明开端的处理，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开端，而且这个开端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可以无限期地迁移，新史学的“历史开端”对于此后的文明整体并不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而只是漫长的已知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时间点或历史段。但以三代叙述为主体的六经，对历史过程开端的拣择本身，比如《尚书》断自“尧典”，就是对上古政教文明开端的理念性处理方式。这个经学处理历史开端的方式并不会随着因为已知历史过程的向前扩展而前移，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