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科举制度的废除，给当时的经学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首先，我们先要知道，在当时，虽有科举制度作为支撑，经学在新旧交替之际作为旧学中心的地位仍不免受到影响。在废科举问题的讨论中反对废科举的保守主义者就曾提出新学堂不重经学，如“科举不停之故，因某御史条奏，谓近来各处学堂多专重西学而不重经学。于治己之道多有未明，将来作官治民时，必不能善。况日事西学，难免染平等自由之习。加以学堂定额有限，为额限而不能入者，纵有才华，亦不能登进，实阻碍读书之路。莫若仍在科举中选取人才，利多弊少云云。”类似言论并不少见。
虽然学堂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并开设读经讲经等中学课程，但是学堂本身以“新”为特点，读经讲经等中学课程只在学堂中占一隅之地且不若新学课程具有吸引力，守旧者担心学生“难免染平等自由之习。”
废科举后经学教育的生存空间急速缩减，“儒家经学教育因科举考试的废除，地位江河日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科举制度到“清代科举已然成熟，从多方面维系着帝国的秩序。
虽任何良法美制均难免末流之弊，但制度文明绝非一日之功，易科举实难以善其后。”科举废止后最难“善其后”的一大问题则是经典教育遭到重创，如程朱理学“失去了其最为主要的传播渠道、学术队伍和读者对象，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信仰群体日渐萎缩。”民众对经典教育产生怀疑甚至走向否定与批判。
作为官方经学教育重要代表的学官，其在清末废科举后的悲惨遭遇也预示着经学教育于科举废止之后的多舛命运。
“自清季废科举后，学宫与文庙历经变革，被改为劝学所或中小学堂，其用途与过去有所不同。学官遇到制度的变革后，不再有管理学校之责，被裁废的学官或者回家养老，或者在过渡时期担任学堂职务，也有另谋出路者。”
在科举废止的同一年，兼具教育及行政功能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遭到裁废，学部取而代之。国子监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传统教育模式亦随之消失。
科举废止之后经学课程在学堂中的受欢迎程度迅速降低，受重视程度也在下降，例如“合肥官立城东高等小学已届四学年甲班学生今冬应考毕业各门功课程度俱优惟经学照章尚未及格刻下正增加钟点补习云。”
唯独经学需要补习可从侧面反映出经学课程受重视程度较低。朱峙三日记中的相关内容也可证明：今日上课，经学仍讲《周礼》，真无味之书。且时势变迁，如此世界大势，办学堂者无不知之，此真王莽复井田也。又添官话、簿记二科，英文增加二小时，真完全科。连日照单上课，兴趣极少。经学是予最厌恶者。
学堂学生对待经学课程的消极甚至“厌恶”的态度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不无关系。科举废止前学堂兴办遇到阻力，学子们只愿参加科考而不愿进入学堂，即使入学堂也依然热衷于科举。学堂中有学生因希望多加经学等应试课程而与教师发生冲突，科举废止后这种现象则不再出现。接受经学教育后可进入仕途的这条道路在废科举后也消失了。
读经——科举——入仕的传统观念被打破，经学教育遭到冷遇。清末学制颁布后学堂兼顾中西课程，学生课业繁多；科举废止后学堂更加“偏重艺能，反轻圣教。经、史、国文钟点甚少，或且并无经学、国文。虽由办理学堂之人本末倒置，亦以科学烦杂，不能兼顾。”
当时学堂中“新学”课程重于“旧学”课程，经学课程与史学、国文在课时安排上相对较少，更有甚者并未安排旧学课程。
读经讲经课程在停罢科举后“不仅沦为诸科之一，而且往往形同虚设，教学双方都敷衍了事。”科举废止后经学教育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消失，通过参加科考进而入仕做官已无可能，更加之课经学程枯燥乏味，学堂遂转而重视具有实效的“艺能”课程。
在新学与旧学的博弈当中，科举的废止导致经学课程处于落败的境地。维系旧学似乎只能通过“禁封”不设经学课程的学堂、对不重经学的学堂“罪其监督、堂长”等强制方式。
旧学士子的各项出路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曾在《年11月1日致瓦·姬乐尔函》中评论中国科举废止这一重大事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革命。”
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化潮流涌入，人们逐渐受到先进思想的洗礼，对于取消旧制度具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清廷开展了不少科举废止的善后措施，避免了众人出现过激行为。
筹议废科举后士子出路
深受日本“人才皆出于学校”的影响，吴汝纶建议废除科举，他认为“其尤要者，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前既屡面论之，此事终望鼎力主持。至于学成之后，必应予以进用之路，非举人进士等空衔可以鼓励。”
出路问题对士子群体极其重要，无论士子习经还是习新学皆是为寻求未来出路。一批思想较为开阔的先行者早在科举废止之前便已开始思考科举废止的善后问题，为旧学士子提供出路。兴矣，亦犹之不兴也。科举制废不速，即兴学之效亦与之俱迟。”
此文章作者认为年少者有“求学之志”但苦于无“求学之机”，一旦科举废除其家族及社会必定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学堂及游历”之上。
科举废止以后事实确如作者所料，新式学堂的数量猛然大增，年张謇在《变法平议》中的善后举措按照年龄对旧学士子群体进行划分，此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善后方案皆注意区分年龄差异。
这些善后方案为旧学士子安排的未来出路大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年纪尚轻可进入学堂继续学习，担任学堂经史文学科教习，参加举贡、优拔、生员考试考职；年龄偏大不易改习新学者可授以虚衔。
旧学出身另谋出路
对于大多数接受传统教育准备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学子来说，科举的废除不啻为灾难性的打击。然科举已废，旧学出身者必须为自己另谋出路。
旧学士子群体在废科举后开始出现分流：不少旧学人员参加举贡考职、优拔考试以及生员考职；部分学子担任学堂读经讲经、史学、文学等课程教员；也有一部分人进入各类学堂进行学习，如进入师范学堂成为未来师资；抑或漂洋过海远赴重洋，待学成归来以谋出路。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以及极高的社会地位因科举废止而逐渐淡化，意味着接受经学教育成为“士”进而获得现实利益的黄金定律遭到瓦解。
参加优拔贡考试
清廷对废科举后旧学士子举贡考职、优拔考试以及生员考职等问题做出详细规划并给予优渥条件。这一系列举措吸引了不少旧学士子参与其中，尤其是优贡拔贡考试，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造成后科举时代的“科场盛事”。
优拔考试仅是废科举后清廷为旧学出身者提供出路的善后措施之一，却不料引来空前盛况，各省优拔考试报名者众多，促成科举的“回光返照”。
旧学士子纷至沓来参加各地优拔考试，新式学堂中的学生、教师甚至校长也踊跃报名。例如江西科举废后的优拔考试，“赴考之徒，有归自东洋留学者，有来自京师各学堂者，而本省毕业生各学校管理员、教员及新当选之县员，尤指不胜屈。”
优拔考试吸引的不独有旧学士子，也有留洋归国者，促使“一般顽旧之士颇愤愤不平，谓朝廷举行优拔，原为疏通旧学起见，何得容若辈插足其中”，为抢夺名额引发纷争。以上“科场盛况”皆由废科举后善后措施的优渥条件导致，政府不仅放宽报考条件也给予试后优厚待遇。
此等后科举时代的“科场盛事”为四书五经的学习与传播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优拔考试题目涉及四书五经方面的内容，如贺葆真日记中提到拔场二场之第一场考“四书义、经义各一篇。”四书五经等旧学内容又重新出现，扰乱了不少新式学堂的求新步伐。
进入学堂就学从教
废科举后，以经学教育为中心的旧式书院与私塾正在被逐渐撤销或改制，新式学堂的数量则日益增加。许多大家族在子弟无法通过科举以光耀门庭的情况之下，将其送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平民家庭的读书子弟在废科举后也不得不进入新式学堂以求生存发展。
科举这一评价制度的消亡，使得旧学士子失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进而做官的进身之路，四书五经亦不再能够为其带来利益与特权。
旧学出身者与传统学问开始割裂，他们必须通过学习新学或者出洋留学等途径来重新获得社会认可，即使作为这一群体“领头羊”的晚清进士也要“出国镀金”。经学教育已经无法适应变革时代出现的新的社会要求，难以满足士子群体对权力、名望甚至最低社会生存的需求。
结语
总的来说，在当时，传统经学教育成长下的学子在科举废止后出现无官可做的“凄惨状况”，他们必须另谋出路，经学教育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