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有多年的历史，提到“礼”字，人们就会联想到历史上第一完人——“周公旦”（最有名的皇帝，制礼乐，建分封，开创了大周八百年基业，是鲁国的开国之主，也是孔子的故乡）。“周礼”在书名中并不仅仅是《周礼》这本书；从宽泛意义上说，从秦汉开始，宗族观念、君臣观念、政治制度、文化观念乃至民族观念都源于周的礼。
夏商周三朝是中华民族的幼年史。关于夏朝到底存不存在，现在还没有定论，而夏国则更像一个松散的部族同盟。与夏国相似，商亦属雏形，《史记》中关于“商”的记述不慎详细。直至周，我们才真的长大，对中国的观念有了一个真实的认识，相对于夏商，周是一种极具突破性、开创性的文明；周礼背后的规则、纽带和社会的自治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成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基本道德规范。
数千年来，华夏人一直保持着对祖先的尊敬，他们在祖先的仪式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仪式，比如“昭穆制度”，就是一种建立在西周时代的宗庙排列制度。《礼记·祭统》记载：“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周礼》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自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先人坐在祠堂中间，左边是父亲，右边是儿子。其他坟墓的位置，也按照顺序分成了两组（有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自己的祖先坟墓是否左右排列。在祭祖的时候，他们的后代也要遵守这个规矩，来区分他们的地位。
《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只有拥有庙宇的人，才能得到永生永生（也就是，神位不会被移走）。
据闻汉朝“周礼-秦制-汉习-唐风”，汉朝的祠堂体系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周礼来的，从纵观西汉二百年十二帝，到刘启上，到世宗，到宣帝刘询追上，中宗、高宗、统宗、元宗，都是王莽在位的时候建立的，后来，刘秀重建了汉室，因为宣帝的中兴之举，所以才改了这个名字。按照七大神殿的规矩，成帝之后，惠帝、景帝祧都死了，汉人的祖先延续到了蜀汉灭亡。
到了唐风时代，为了彰显自己的孝心，封爵的时间越来越久，甚至连名字都被削弱了，除非是先祖的名讳，否则根本无法延续下去。唐代的皇帝是李渊的爷爷李虎，他是西魏八大帝国中的一员，被册封为唐国公，李虎是他的先祖，李渊立下汗马功劳，他的领地也在不断扩张，这三个人都是李唐万世不灭的君主。
唐代的人相信：“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可是，宋人说的是始祖就是始祖，太祖就是太祖。为什么宋人会这么想？当然，这关系到政治，若是宋国的太祖太宗和唐朝一样都是子承父业，那么就不会这种话题了。
宋太祖赵匡胤篡周建宋后，以“高”、“曾”、“祖”、“祢”四个字为“四庙”，追其高祖文安府君赵朓为“僖祖”；等太祖太宗过世后，兄长又登上了昭祠，他这个做兄长的，又如何能登上皇位？大宋时期，太祖太宗与昭穆在祠堂举行了首次大论战。直至二百年后，南宋宁宗上位，他的地位才被改为僖祖居中而置。
匡胤建国之后，匡义占了上风，两边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匡胤得不到重用，匡义的后人也不得不依附于显帝，以此来打压先帝。
宋朝的礼制之争，最受后人议论纷纷的就是“濮议之争”，英宗原本是仁宗堂的弟弟，蒲安毅王赵允让（真宗朝太子备胎）之子，英宗在位时，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父亲，直到临死之前，才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或许是他的权势，借着仪式上的竞争来分辨谁是叛徒），但他的儿子，却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事，与其浪费时间去学习什么礼节，还不如尽快恢复实力，夺回燕云十六郡。
再看看“大明”这最后的汉人王朝，日月之下，皆为明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开国之时，将七廟改为九廟，在十六代帝王中，“成祖”是最有争议的一种，朱棣一直把唐太宗当成自己的偶像，最初廟号的也是太宗，一百多年后，武宗突然去世，他的表兄，兴献王的儿子厚朴，北上继承了皇位。
世宗让先帝的父亲德祖百六提出祧出，再追尊生父为睿宗，与孝宗一起昭穆，模仿宋太祖和太宗的做法，为的就是防止太宗早逝，所以将自己的名字取了“成祖”，与先皇平起平坐。世宗此举，无异于是将孝宗的位置传给了兴献王，然后又传给了自己，让武宗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皇室内部的争论，已经超越了礼仪的范围，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工具。普通人家，虽然是禁止修建祠堂的，但祭祀的方式却大同小异的。
《礼记》说：“有五世宗迁之宗”，即五代之后，就被视为与最初的收封者“亲尽”，要自己建立新的家族。或者说是五代人都死了，亲尽则祧；从生物角度来看，父母亲和女儿的亲缘系数是0.5，和孙子/女儿的关系是0.25，到了五代，就变成了0.，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数字，因此，到了五代，就出现了“五服”。
古代的人们，可能只是从经济学和自然繁衍的角度来考虑，五代之后，不管多大的世家，都会有自己的家庭。
在这个时代，五代都是独生子女之后就再无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