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巴蜀礼学研究概貌
相较中原、江南等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汉唐巴蜀的《三礼》学学者及相关研究著述相对较少，这与汉唐时期礼学研究较繁荣的总体情况是不相称的。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明清（含）之前巴蜀《周礼》类的专著有11种，多撰于宋代。《仪礼》类著作有3种，分别撰于宋、清。《礼记》类的著述有13种，也多撰于宋、元、明、清。此外，礼学杂类著述有17种。《儒学文献通论》一书根据《补后汉书艺文志》考证，有蜀汉谯周的《丧服集图》一部。
从以上著录可以看出，古代巴蜀礼学专著多集中于宋、元、明、清时期，尤以宋代最盛，汉唐时期竟无一部《周礼》著作，仅有二部《仪礼》类著作（谯周《丧服集图》、仲子陵《五服图》），《礼记》类著述也仅有汉代景鸾撰的《月令章句》《礼略》三卷和晋代王长文撰的《约礼记》十二篇。礼学杂类著述亦无一部汉唐时期所作。礼学著述屈指可数，似乎汉唐时期巴蜀不尚礼学已成定论。但这种结论既与汉唐时期礼学研究总体情况不符，也与相关文献记载相左。早在西汉武帝时期，蜀中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就通晓封禅祭天礼仪，参与了王朝的制礼作乐。“蜀之制《封禅书》者，前有相如，后有杨终，典礼莫重于此也。”
司马相如所作《封禅书》保存在《史记》中，成为帝王封禅祭天之轨范。据笔者考证，汉唐时期有记载的、跟礼学有关的巴蜀学者不下四十人，他们或通《五经》，或治《三礼》，或博览诸子百家。由于时代久远，汉唐时期巴蜀礼学著述都已亡佚，但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文献点滴记载考察当时巴蜀礼学研习概貌。事实上，在汉唐时期巴蜀地区崇尚礼学已成为统治阶层、学术界乃至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汉代——巴蜀礼学研究的勃兴期
早在西汉，巴蜀从事礼学研究就不乏其人。蜀人严君平（本名庄遵）卜筮于成都市，“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孝、顺、忠本就与“礼”密不可分，严君平非常重视这些德行，往往将其并列，他在《老子指归》中提出了道、德、仁、义、礼的“五德”，“是故帝王根本，道为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义次之，义失而礼次之，礼失而乱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体而世主之所长短也。”严君平虽将“礼”排在最末，倒不是因为“礼”最不重要，而是因“礼”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的底限，在社会道德沦丧、淳朴消亡的境况下，“礼”可以起到“分度明，万物有条贯，百事有纪纲”的重要作用。
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都是蜀人，他们辞赋中有大量关于礼乐内容的描写，足见皆精通礼学。少曾从严君平之学的扬雄也奉“道德仁义礼”的五德之教，有学者认为扬雄在治学中最重《仪礼》之学，这与西汉设立《五经》博士，其中就包括《仪礼》博士是相符合的。扬雄在其著述中多处体现了对“礼”、“礼学”的重视，他说：“礼，体也。人而无礼，焉以为德？”认为礼就像是人之身体，身体不存，人亦就不存。不仅如此，礼还是德的体现。人若无礼，就更谈不上德了。扬雄又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显然，扬雄是不赞成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观点，认识到“礼学”的重要性。与严君平不同的是，扬雄进一步将“礼”的地位及重要性予以凸显。西汉文翁治蜀，“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考虑到汉武帝继位的第五年春便“置《五经》博士”，其中就包括《仪礼》，张宽等十八人“东受《七经》”自然就包括《仪礼》之学了。文翁化蜀缘由之一是文翁入蜀后“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因此下定决心改变此风貌，不难推测，对矫正风俗起重要作用之礼学必当受文翁、张宽等人所重视。
西汉巴蜀地区学者对礼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