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論
以下由吳小槑女士整理，非常感謝。
郑学拾遗讲论（七）
六藝論
孝经論
孔子以六蓺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玄又為之注。（宋均《孝經緯注》，《唐會要》七十七，《孝經疏》。或作元。）
“孝经论，孔子以六义题目不同，旨意疏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这个叙述和汉儒在谶纬当中一贯表达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元气混沌，孝在中焉”。这就意味着孝是在天地造分之前就已存在的，或者说，孝就是天理，孝就是固有的性理，而并不是像宋儒比如朱子所表达的孝是仁之用。孝并不仅仅是用，孝本身也是天理，孝本身也是根本的德性，或者如《孝经》所说，是至德要道。
在谶纬当中也记录了，比如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还有孔子“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这个“参”与“商”又应了两个星宿，以此来传达一种稍带神秘的色彩。同样，在孔子修《孝经》以后，也在谶纬当中记录了与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将修《春秋》时同样的或类似的一些天降异象，比如说孔子既著《孝经》，有什么赤虹白雾之象，孔子如何地向北斗而拜，怎样怎样……
这就突出了《孝经》在孔子著作当中的重要性。所以，在郑学和汉学的观念当中，《孝经》应该是孔子的核心著作，它的意义，尤其是在实践方面，对于一般的学者，对于一般的君子而言，绝不亚于《春秋》。
另外，郑康成认为《孝经》是孔子所作，而并不是像汉儒当中有的人认为《孝经》是曾子所作。汉儒至少说是存在认为《孝经》是孔子所作的这一派。郑康成是这样的，并且在谶纬中还解释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孔子作《孝经》，但是孔子又要以与曾子对话的方式来作《孝经》？他是要表达任何一个事情是需要有辅佐的，不能一个人孤掌难鸣。为了表达《孝经》是要用来化行天下的，所以孔子托他与曾子相互对话，从而表示孔子欲行孝于天下，有曾子作为他的贤辅佐，使之能够广布于天下。
能够继承这种思想观念，在后世比较突出的，应该是晚明时期的吕介孺先生。先生讳維祺。他所作的《孝经大全》里，这些几乎全部都涉及了——无论是郑康成所说的“孔子作《孝经》以为六经总会”，还是说“元气混沌，孝在中焉”，还是说“孔子所作”等等，这些他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且那本书吕先生也是大量地引用来自于《白虎通》或者汉儒的记述，可以看作是一个汉宋合璧系统下的著作。而且直到现在，这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一本综合性的《孝经》注解，是我非常推荐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春耕园学校于静宜老师讲的课。
下面的“玄又为之注”。前面《春秋》上也引用了这句话。但实际上，《春秋》郑康成应该是没有做注的。《世说新语》里有传说郑康成做的注，遇到了服子慎，半夜隔墙听之，认为服子慎观念与自己大同，于是就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了服子慎。于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很多人推崇服子慎的，认为《服传》可以当郑康成的注来看。实际上，从今天能够辑佚到的服子慎的那些断简残篇当中来看，他和郑康成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他和杜子春、郑司農的《左传》学比较一致，就是他们是以《左传》礼制为中心，而郑康成是以《周礼》为中心，这两者是不同的，是两个不同的流派。
至于说《孝经》，我认为今天大家能够看到的，包括在出土简帛当中能够整理出来的那个本子，应该是郑司农作。在史料上是记下了郑司农曾经为《孝经》作注的。我们今天看这个本子，它整个礼制也是更符合于《左传》的观念而不是郑康成的观念。
当然，如果大家读那本书的话，可能你们更容易找到的是皮鹿门作的疏。皮鹿门作为一个今文学家，他喜欢说郑康成早年是今文经师，于是他在为《孝经》作注的时候用的是今文经来解释。但是如果你真的以今文经来解释它里边所牵扯到的礼制内容，仍然会发现很多是不服帖的，你还要各种曲为之说。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得承认，它的礼制最接近的是《左传》，作为郑司农那么写，简直就是天经地义，这就是人家学派的观念，他就是以《左传》为中心的。尤其是我们在吐鲁番还是敦煌所出土的唐代简帛中，还可以读到在南朝时期留下的佚书——《孝经郑注義疏》。这个義疏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牵扯到的那些应该说是郑康成后学的先生们，在讨论《孝经》为之进行解说的时候，作为一个郑学家，必然的要引用《周礼》，并且告诉你郑康正在《周礼注》里面，很多礼制和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等等等等，他都要给你解释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本《孝经郑注》是郑康成的门人弟子们应该一直在传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所有治郑学的人也都知道，这本书相对于整个郑学不是一个体系的，所以他一方面要沿袭这本《孝经郑注》，但另外一方面，又要处处告诉你，在郑学的观念中，我们认为应该如何如何，这个地方它毕竟不是周制，它是夏殷制度。
如果我们再联系郑康成作《周礼注》的时候，他的风格就是称先郑，也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说，对于郑康成来讲，他非常重视《孝经》，这是六经总会，这是孔子所作，而且，孝也是至德要道，而且是“元气混沌，孝在中焉”，用后世的话说，孝是天理。他非常重视。但是在他之前，有先贤先郑郑司农已经为它作过注解了，所以，就如同他在注《周礼》的时候，很多东西他会直接抄郑司农的，表示一种尊敬。还有，包括像他作《诗笺》的时候，是直接先录毛传，然后再作《诗笺》，他为了表达对先贤的崇敬，所以有可能他认为《孝经》自己就不必再为之做注了。换句话说，郑康成的弟子所学的就是郑司农的《孝经》。作为郑康成的弟子，当然他们也会知道礼制方面的差异，所以就很自然地一边学《孝经》郑司农注，一边他们也会自然地用自己所熟悉的郑康成礼制对它加以区分，从而就形成了我们在義疏中所看到的那种疏解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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