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汉字，至少诞生于距今约三千多年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人从那么早开始就理解、掌握和表达我们今天所说的朋友的概念了。当时，朋的含义和现代汉语中的朋字有很大的区别。要想说清朋这个汉字，得从钱和氏族关系上开始说起才行。莫非是和今人“亲兄弟，明算账。”这类冷血的说法有关？非也。那又为何？答案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朋字，原本指的是一种用于流通的货币：朋贝。
朋字在甲骨文中写为
甲骨文朋字意指两串系在一起的海贝或碎玉。殷商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生产陶器、青铜器、玉器、纺织品的工厂。而这些产品，除供奴隶主使用之外，其余部分也被用来进行交易。当时，最贵重的货币为玉，其次为贝；到了商晚期，才开始批量出现青铜铸造的铜贝。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商代墓地中就出土过这类铜贝，时人称无文铜贝。而早在年，王国维先生便通过考证认为：“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宝字从玉，从贝，缶声。”（王国维，《殷墟书契前编》卷六，第31页）在其另一部著作《观堂集林·说珏朋》中，王国维先生进一步详细阐述道：“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珏，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就是说，珏、朋本为一字。这一观点得到学界普遍共识。
后来，由表示货币的含义中引申出货币单位之义。朋作为货币单位，在西周金文中多有记载，如小臣单觯铭文：“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或令酘铭文：“姜商(赏)令贝十朋。”等。《汉书·食货志（下）》，则对朋贝作了更加具体的记述：“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可见朋作为货币计算单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
而现代意义上的朋友的朋字，在甲骨文中写为
由表示两串海贝或玉石的字符（朋）和表示人的字符组合而成，这就是倗字最早的形态。直到两周时期，朋和倗都有着明确区别，未曾出现混用现象。张日昇先生通过详实的论证，认为“彝器铭文中倗、朋分用不混，朋为朋贝之朋，倗为倗友之倗（或为专名），毫无一字异文之迹象……窃疑纄贝并系为朋，人之相交相从相连结如贝之串系故为倗。从人、从朋、朋亦声，古籍以朋代倗而倗友之专字废。”①也就是说，直到倗被朋取代之前，人们还是严格遵循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的。即，把朋用于代指朋贝，而倗则用于指称倗友。这也正是两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倗、友可以替代的原因。
朋指的是联系成串的货币，而倗则是指像朋一样依靠人际关系连在一起的组织。把贝穿在一起需要线索，把人联系在一起同样需要类似的线索。因此，寇占民先生指出，“贯串人的这条线就是血缘关系，即原始部落中的氏族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宗法关系。”②在这篇论文中，寇占民先生旁征博引，阐明两周时期的倗友指的是“同宗之臣”的见解。
友字，在甲骨文中是由两个又
（动态的手，抓持）字组合而成，写为
甲骨文友字表示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代指两人相互协作。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表明，直到西周晚期，倗、友二字也都没有完全固定为一个双音节词。那朋友一词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
对此，杨向奎（.1~.7，中国古代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一代宗师）先生考证认为：源于殷商时期协田这一耕作形式的劳动组织，到春秋时代演变为行政制度，“一般是一千亩为一田成为一个邑，所谓‘十室之邑’……十室之邑也就是十夫共耕一田，取共耕形式。这十个人的共耕组织，在古老的氏族公社内是为‘一朋’，一朋的成员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谓‘朋友’。”（《宗周社会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综合寇占民及杨向奎两位先生的观点，以及原始的协田当以氏族成员为组织单位进行的时代背景，可以把现代汉语中的朋友的本义理解为“像朋贝一样串联在一起的、氏族共耕组织成员间的称谓。”后来在奴隶社会制的形成过程中引申代指“同宗之臣”。西周对商制是有所承袭的，因此早期青铜器卫鼎、眊曹鼎上的铭文中出现的“倗友”一词，也多与家族祭祀以及飨礼相关。直到《诗经》成册的时候，朋友一词仍带有宗亲色彩，如《诗经·抑》：“惠于朋友，庶民小子。”这里的朋友，郑玄笺云：“为王之诸侯”。而当时王之诸侯，自然是王的宗亲。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入朝为官的外姓大臣逐渐增加，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便引申代指同朝为官者所组成的团体，因此“朋党”一词出现于战国时期也便顺理成章了。这时，倗差不多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朋所取代。
朋党朋、倗合而为朋之后，这个字开始惹来贬义，如朋淫（聚众淫乱）、朋戏（群聚嬉戏）等，到了曹雪芹那里，则可以直接用为狐朋狗友；而只有通过朋比、朋酒（两樽酒）、硕大无朋等为数不多的词语，我们才能隐约了解到朋字曾与金钱及其计算单位相关的恍惚身世。
如前文所引王国维先生之言，宝字确实和玉、贝相关。在甲骨文中，宝字写为
由表示房屋的字符
和分别表示贝和玉的字符
甲骨文贝字甲骨文朋字构成，意指藏在家里的珍财。出土于年的商晚期戍嗣子鼎上的铭文，为了强调珍藏钱币所用的器具，又加上了一个表示陶瓦器皿的字符
缶字后来西周晚期的颂鼎及毛公鼎上的金文乃至后期的篆文，都延续了这一写法，直到隶化时期将宝字写为寶，我们仍能从宝字的结构中看出它和玉、贝、缶之间的关联。但在建国初期汉字去繁就简过程中，寶字中的贝、缶字符被省掉，写为宝。
在殷商时期，家藏玉贝者的身份自然尊贵，因此便有可参与商王政治活动的女性取名为宝。如甲骨卜辞“壬寅,妇宝示(氏)三屯,岳。”(《合集》第臼)中提到的妇宝。妇在当时并非像现在一样泛指普通妇女，而是专门用于指称地位显赫、能够参与商王重大政治活动的女性，这些女性通常也是王的配偶。从甲骨卜辞记录的内容上看，妇可以参与采集和整治甲骨、代为主持祭祀，甚至参加对敌征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妇好。
缶宝字和珍藏相关的含义，在后来的典籍中也有所体现，如《礼记·礼器》中的“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此句后一个宝字，便是珍藏、储藏的意思。从句中也可看出，前一个宝字，已经含有宝藏、宝货之义。这一含义在《礼记·礼运》中体现得更加明确：“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后来，宝字也被引申泛指玉器的总称，如“莒太子仆弑纪公，以其宝来奔。”（《国语·鲁语》）后来，宝又被引申喻指玉质的信物，由此又引申指代帝、后、太子的印信，如《新唐书》所载“至武后，改玺为宝。”也就是说，自从武则天主政以后，玉玺改称为“宝”了。
宝字在演变过程中，始终与珍贵财物相关，因此也便引申出带有形容词性的珍贵、珍奇的含义。如现代汉语中的宝刀、宝石、宝物等。当宝字具有了形容词性，宝贝一词便粉墨登场了。宝贝一词始见于西汉哲学家焦赣（Gòng）的《易林·讼之大畜》：“口啄卒卒，忧从中出，丧我宝贝，妻妾失位。”但此时的宝贝，仍然指的是珍贵的物品（贝壳），而不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称。直到清晚期，著名小说家曹雪芹才将宝贝一词用以父母对宠爱的子女的称呼。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曹雪芹这样写道：“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即便如此，宝贝一词仍没有用于情人或夫妻之间的昵称，更没有用于普通人之间彼此的称谓。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英语中的Baby一词的用法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这才开始在少数相爱的年轻男女中间普及开来。如今，宝贝一词几乎到了泛滥的程度，以至于即使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也可大言不惭地称呼对方为宝贝，而不必担心会给对方带来怪异或受宠若惊的感觉。
自曹雪芹始，宝贝一词用于父母称呼子女值得一提的是，古人也有将作为货币的贝作为饰品使用的先例。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就曾出土用贝串起来的臂饰及足饰。其墓主可算得上是最早用贝币来炫富的土豪了。
既然说到了贝字，不妨顺便说说钱字。在以玉贝为货币的时代，钱这个字没有诞生的背景。所以，钱字出现的年代相当晚。最早的钱字在篆文中写为。这里的金字旁指的是铜币，很好理解。关键在于后面的字符（jiān，戋）。戋为残的本字，是正反两戈交错的象形，意指残杀。所以，钱字可以会意为：可引发争夺残杀的、珍稀交易媒介。甲骨卜辞“贞：乎戋工方?”（《合集》）中的戋字，便读为cán，意指残杀。《周礼·地官·稾人》也有“虽其潘灡戋（残）余,不可亵也。”
敏锐地认识到珍稀的交易媒介背后潜藏着残杀争夺的隐患，真不知是古人的智慧还是世界的残酷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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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②《两周铜器铭文“倗友”考》，《东南文化》年第5期98页。
③《宗周社会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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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南，本名郑炳男，迄今出版四十余部各类译著。著有系列随笔集《自在书》。诗、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作家》《民族文学》《延河》《散文》《天津文学》《南方文学》《鹿鸣》《当代诗歌》《诗歌报》等刊。
近年致力于国兰及石斛等本草新品种培育，业余写作关于汉字源流的专著《汉字的前世今生》及关于本草家庭园艺专著《身边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