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随着政权力量的衰弱，基层的社会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权的驾驭能力，土地兼并剧烈、奴隶和流民问题已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动摇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统治者与平民几乎演化为敌我双方，帝国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汉平帝即位以后，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权势日益膨胀，最终在初始元年取代汉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此开始了他托古改制的一页。王莽改制是其代汉后，为缓和西汉末年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等等，而这一切改革均以《周礼》为依据，故一直以来对于王莽改革的认定多认为这是一次复古运动。但王莽的改制未能减缓历史前进的车轮，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所做的尝试，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起义，王葬字巨君，魏郡元城人，西汉孝元王皇后新朝随之灭亡。王氏家族成员当时以外戚身份多手可热，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后期最显赫的家族。族中高官林立，生活奢靡，唯独王莽一人独守清静，生活简朴，为人谦恭，且勤勉好学，随陈参学习《孝经》，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礼贤下士，对内孝敬叔伯，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几乎具备了儒家规范中一切美德，可见其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恰是这一因素直接影响了其后来执政所采取的一切方针。西汉末王莽以外戚故，屡次出任大司马，公元前1年主政，拥立汉平帝即位，被封为安汉公。汉平帝感其拥戴之功，立其女为皇后，平帝死后两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开展中国历史上最理想化的改制。王莽的改革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其归纳总结，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币制改革：居摄二年王莽开始币制改革，铸错刀、契刀、大钱三种钱币，与西汉原来通行的五铢钱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废错刀与五铢钱，另铸小钱值一，与大钱五十并行，并禁止铜、炭的开发和交易，防止盗铸。政治制度改革：王莽严格依据《周礼》将新朝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做了全面调整，恢复了五等爵制。在行政区划上先据《尧典》分天下为十二州，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地理名称频繁改变，甚至有经过五六次转换后恢复原名，这些改革是王莽儒家思想烙印的深刻体现，它本身并非针对社会矛盾开展，仅表现王莽个人理想的实现然而却起到了强烈的负面作用。整个国家行政区划随之混乱，政权的行政系统几乎陷于瘫，更重要的是朝令夕改，严重弱化了皇权的尊严。“王田令”的颁行：王田令规定的内容与上古时期所谓井田制相似，其核心思想就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坚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限田与均田措施。这一政策的出台，是针对西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更重要的是他把西汉儒学之士的梦想变为现实。改奴隶称谓为“私属”，严格限制了奴隶的买卖，堵塞了农民沦为奴隶的渠道，他一方面对奴隶群体表示同情，并解放了大批奴隶，同时，又以违法抄没及连坐的方式将大批平民没为官奴隶。总的来看，王莽代汉及改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已然相当激化，力挽狂澜本非易事。王莽作为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为现固新朝政权，以《周礼》为宗，自然有其本身学术原因，托古改制也是他减小推行阻力的一种想法，他颁布的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改革，虽然多为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而发，然因其过于理想化，忽略政策可行性问题而均告流产。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最初就无法实行；评定物价权掌握在贵族官僚手中，更为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创造契机。币制多次改革，钱币质量每况愈下，钱越改越小，币值却越改越大，这一不合理的做法无疑使百姓丧失对货币的信任。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连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復自用，所用非人，也是最终导致其改制失败的原因。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战争对人力、物力的消耗，促使其不得不征用民夫，加重捐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维持战争，又纵容残酷的官吏，对平民加重刑罚，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新莽政权倒台，他所推行的改制也随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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