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世界》古代中国与世界(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刘家和著商务印书馆年8月出版内容提要：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了刘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写就的20篇论文，涉及社会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中外古史比较等，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融中外古史为一炉，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古代世界主要文明地区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问题、中西思想的深层结构问题，以及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和特点等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作者简介：刘家和，年1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究。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世界史杂志》编委等。著有《史学、经学与思想》《古代中国与世界》《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等，主编《世界上古史》《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本文作者刘家和在学生时期，我曾有志于治中国古史，并为此作了一点准备。20世纪5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因工作需要，从事外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多年。70年代后期，又因工作需要，重新投身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与教学，同时又走上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道路。由于专业领域的变动与扩展，长期以来曾遇到许多矛盾或难题，而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基础与研究之间的矛盾。我的实际经历是，只有不断克服基础方面的缺陷，才能稍稍缓解自己的学术困境，并有所前进。01基础的层次首先谈谈个人对于学术工作的基础的层次问题的体会。开始参加外国古代史教学辅导工作的时候，因为原先没有准备，而教学进度又限定了各部分的准备时间，所以只能以几本苏联的和西方的古代史教科书为基本参考材料，少数有疑难的地方才查阅了一些古代的国别史。由此开始对世界古代史有了一个总体轮廓的了解。有了这个初步基础，又参加编写讲义，分工写希腊史章节的初稿。一着手于这个工作，就又感到刚打的那点基础很不够用。于是，原来只是偶尔才看一下的两本希腊史变成了基本参考书，有疑难的时候还要去查阅有关专著并核对某些史料来源。这样，在希腊史方面的基础就稍稍有所加深。随后，正好又有两年的进修机会，使我有可能把外国古代史的一般基础打得更牢一些，同时也把原已酝酿近一年的一个研究题目（“论黑劳士制度”）在时间、精力较集中的条件下写成一篇约八万字的论文。从前写希腊史讲义时所打的那点基础，对于写论文是有益的，但又是很不够的。我不得不以格罗特《希腊史》中的斯巴达史部分和当时出版不久（年版）的两本斯巴达史作为基础性的参考书（因为它们不仅比较详细地提供了历史背景，而且对于史料和有关的史学研究成果也有所评价），同时从古典作家的著作里把有关史料尽可能完备地搜集起来。从开始参加工作到写出上述论文，五年之间三次遇到基础不够的问题，而且每一次都是在从基础上作了一番努力之后才取得了一些进步。这种情况使我对于学术工作的基础问题产生了许多思考。先前我曾认为，只要年轻时打好基础，以后就是做研究了，不再存在打基础的问题。这时开始觉得原来的想法太简单了。诚然，年轻时可以打下一些知识基础（如语文工具等），以后永远有用，但决非永远够用。基础是相对于学术工作而言的。随着工作或研究层次的提高，势必要有相应的基础的加深。基础同样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常因学术研究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反之也可以说，基础层次的变化为研究工作层次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所以，在一个人的学术老化阶段到来之前，总是会不断加深其基础的。02基础的结构其次谈谈个人对于学术工作的基础的结构问题的体会。在进修期间，我不仅意识到基础是有层次的，而且开始思考基础的结构问题。因为我逐渐发现，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还存在基础的结构方面的障碍。就毕业论文的写作来说，如果要求学术水平有较大的提高，那在基础上至少还要有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语文工具方面，如果希望对史料本身具有考证的能力，那必须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如果希望能直接阅读近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那就要掌握三四种现代西方主要文字。当时自己虽然非常迫切地想在语言文字上有更多的进展，可是实际使用的基本仍只是英、俄两种现代文字。差距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个差距非短期所可弥补也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写那个题目，十分需要与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黑劳士与印度的首陀罗的异同何在？这在国外学者中已有不少讨论。黑劳士问题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纠葛，这更是国内史学界所共知的。要想真正弄清黑劳士问题，没有深入的比较研究肯定是不行的。当时我也尝试着做了一些比较的探索，可是在做的过程中，不仅痛感自己印度史方面基础的薄弱，而且还发现自己在中国古史方面的基础也并非深厚。原来自以为对中国古史有基础，实际上那只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准备；要形成一个真正扎实的学术基础，还需要有一个充实和调整的过程。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差距也是明显的，而且这个差距非短期所可弥补。此前几年的经验告诉我，逐步缩小范围，逐渐提高研究层次，是可以取得较快进展的；不过，经验同样也告诉我，这样的层次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对基础的拓宽及其结构的调整，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层次的进展。另外，就我的教学工作领域（世界古代史）来说，如果想要有总体上的水平提高，那么基础的结构也必须有所调整。在某个点上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在全课领域中有一个一般的基础，这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开始出现了点与面的关系。点上水平的提高，有可能带动面上的发展；而面上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点上的提高。这种情况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但的确明显地优于无重点的平推。因为基础的完全平衡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不利于学业发展的局面。不过，我也意识到，相对于世界古代史这样一个宽阔而复杂的学术领域，仅仅毕业论文所在的点（希腊）还难以实现带动全面的作用。需要两三个文化类型不同的点，通过对它们的较深入的研究和对它们的比较，以提高自己对世界古代史总体把握的水平。怎样选择这两三个点呢？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能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古代史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去研究。因此，在我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中国古史的业余进修。中国古史实际上早已成为我的选点之一。另一个点，经过再三思考，选定为印度史。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是我们的邻国，很有研究的必要；同时，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的关于印度的文献，如能恰当而充分地运用这一条件，我们的研究也很有做出自己的特色的可能。选定印度史作为一个点以后，当然又要做打基础的工作。从总体来说，我必须在关于古代印度史的文献上下工夫。这种文献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古代西方人的撰述，二为古代印度人的典籍，三为古代中国人的撰述和大量汉译佛教经典。第一类文献，数量有限，近代西方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并有现代西文译本。在不具备对版本和文献本身作考据的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借用近代西方人的成果。我决定这样做，所以难度不大。第二类文献，数量大，充满教派的分歧，成书年代漫长而不易确定，文字又很艰深复杂，可说是难度极大。不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西方学者和印度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很有效的工作，不少重要文献已有现代西文译本（甚至不止一种译本），有些还有相当详细的学术性注释，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在细考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所以，实际的情况是，入门不难，掌握到一定程度（比较充分地运用人家的已有成果）也并非很难，而登堂入室（具有对文献本身的考证能力）则极难。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第二个层次，待条件可能时再向第三层次试探前进。第三类文献是汉文《大藏经》，卷帙浩繁，内容复杂。如果只准备从某几种经里抄摘一些有用的史料，那还不算太难。如果想使这类文献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应用并用出一定的水平来，那就非常不易。我按照自己治中国古代文献的经验，在掌握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轮廓以后，就直接从目录学入手。《大藏经》的确像千门万户的迷宫，不过，古代高僧们已在分别二乘诸部、辨明歧出别本、考镜异译源流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给了我们不少方便。经过对大藏目录做了一番大体上的了解以后，我又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把它们分为三个部分，用不同方法对待。对大乘部分只求了解源流和分部的大体情况，基本上不深入经文；对目录和史传部分则选择其中重要者置于身边，作为不时反复翻检、查核之工具；对小乘，尤其其中经、律，则深入原文，注意比较别本、异译，必要时还与南传经英译本有关部分对读。经过约4年时间（其中重点攻目录的时间约两年半），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也是有益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我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基础的结构的重要性，注意使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分别进展到不同的层次，并使它们能够相互呼应，相互配合。这种结构适应于当时我的研究需要，同时也不妨碍在研究主题变化时有对结构本身作调整的可能。合理的基础结构，应该既符合当时研究的需要，也具备为适应将来需要而调整的可能。总之，基础的结构因研究目标而变，研究目标越明确、越自觉，基础的结构安排也会越合理。03博与精最后，谈谈学术工作的基础中博和精的关系问题，这是与基础的层次、结构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基础层次的较低部分相对于较高部分来说是博，较高部分相对于较低部分来说是精；基础结构的一般部分相对于核心部分来说是博，核心部分相对于一般部分来说是精。博与精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一点，我在攻大藏目录时已经有所认识，而对于博与精的相互转化关系的认识，则是在一个更长的时期中逐渐达到的。在我以世界古代史为主要工作对象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史只能是当作业余爱好来抓。当时我住在离西单商场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每天工作到黄昏时总不免有些疲乏，如无特殊事情，就到商场去逛旧书店约一小时，作为休息。一般总先看看外文书店，然后大部分时间在中文书店里。进书店先是广泛地看看，边看边考验自己的目录知识，作为娱乐。对于眼生的书，每次挑一种，翻开看看序言、体例等项，回家后再查阅目录书，以作印证。如此日积月累，不了解的书逐渐减少，书目眼界日益展开。泛览之外，每次都要找自己关心的一两种先秦（有时也包括两汉）的书看看，凡有不同注疏者，都力求了解其各自的特点。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兴趣又逐渐集中到清代汉学家的著作上。每次到旧书店，总要了解一些他们的著作，只要见到他们的年谱之类，一般都要略看一遍，对其中一些有机会还会再仔细地看看。逛旧书店原是休息性的泛览，不过我还是把这大体分为求博和求精的两个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十几年中不停地逛旧书店，本来并未认真当一回事，可是竟然为我以后研究中国古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目录学知识基础，使我的研究有可能进入较深的层次。也正是在阅读清代汉学家和晚近一些史学大师的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精与博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通常我们都把博看成精的外部条件，这固然不错。可是实际上，只有当各种有关的外部条件都被集中运用解决一定问题的时候，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清儒自顾炎武以下，考据日精；也从他起，走的都是一条赖博以成精的道路。顾氏《日知录》内的文章，一般都不长，可是没有一条不是在博览前人著作以后才笔削而成的。清代许多学者都兼通多种学问，用以研治经史。清代汉学殿军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为学术界公认的注释精品，而其所以精，则在于书中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相当充分的解析。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博通多方面的学问并用以解决一部书中各种有关的问题。他的精就是他的博在这部书中的充分展开。看起来是作为精的外部条件的博，恰恰转化成为其所以成为精的内在的有效因素。已故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考据之精，也是人所公认的。他每研究一个问题，总要首先从史料中做到“竭泽而渔”，然后又用其在校勘、年代、史讳等方面的学问去辨析史料的真伪，所以他的精也是将博集中用于一点的结果。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我于前辈大师，未敢望其项背，不过觉得，只要认真体会并学习他们在处理博精关系上的学术路数，总是能不断有所前进的。多年以来，我读先秦两汉典籍，在紧要处或有疑难处，从不敢以得一家之解为满足，虽不能“竭泽而渔”，至少对主要的各家说法都要作认真地比较和思考，然后择善而从。平时这样逐渐地积累，到写文章时，虽未能言精，却可避免不少过于肤浅与无根的失误。对于研治史学的人来说，非博难以成精。反之，非精亦难以成博。两千多年以前的庄子已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见《庄子·养生主》，《诸子集成》，第3册，18页）到了文化更加发达的后世，个人更难掌握人类已有的一切知识。所以不论是多伟大的学者，他的博都必然是有各种各样的限度的。一个人到底怎样确定自己博览的范围和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范围的博览，根本不可能实现；范围过大，与自己的时间、精力等条件不相应，结果往往是宽而浅，自然没有成为基础的价值；甚至范围虽然大致适当，而对范围内的各部分不分轻重缓急而平均用力，结果则往往是多而杂，不能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博的基础。以上的情况，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博。当然这就涉及“博”字的含义问题。有人见到古来有“多闻曰博”的说法，便认为学者可以有一种广博而不精通的类型，即所谓“博而不精”。其实荀子说“多闻曰博”，还说“多而乱曰秏”(见《荀子·修身》，《诸子集成》，第2册，14页)。《说文》：“博，大、通也。”《玉篇》：“博，广也、通也。”不少人只注意到“多闻曰博”，而忽视了“多而乱曰秏”（按秏的意思也是乱，特指多而乱）；只注意到博有大和广的意思，而忽略了它还有通的意思（王筠《说文句读》特别指出博有广、通二义）。所以真正的博应该是知识广而通。《论语·卫灵公》记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三经注疏》，页)。贯就是通，知识多而贯通，正是孔子的博。这样才是真正的博。而要能有真正的博，则非有明确的研究目的或求精方向不可。所以说，非精也难以成博。总之，我认为，不把基础看成笼统的、凝固的东西，而注意其层次、结构的变化与博、精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这会有利于基础质量的改善，从而也会有利于学术工作水平的提高。而学术水平的提高与学术能力的加强，又会使我们有可能更自觉、更有效地把以前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熔铸成新水平上的基础。前行阶段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经验不断转化成下一阶段的基础，这也就是学术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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