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朝以后，斧钺已开始装备军队。“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斧钺不仅是重要的武器，更是商汤军权的象征，尤其是夏朝二里头遗址出土几件象征军权的青铜斧钺，二里头文化又是夏文化的主要代表，二者结合大概可佐证斧钺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商朝晚期，斧钺象征军权的意味被大大强化。在这一时期，发掘的一些大型墓葬中，都有出土象征军权的青铜斧钺。尤其是花园庄东地M54、郭家庄M和殷墟妇好墓。如M54，从墓葬情况来看，M54墓口面积约16.6平方米，仅次于小屯M5（妇好墓）22.4平方米，郭家庄M为13平方米。单纯从墓葬面积来看，M54墓主身份较高。从殉人、殉狗情况，殷墟墓葬殉人、殉狗情况较为普遍。其中M54殉人15个，殉狗15条；妇好墓殉人16个，殉狗6条；郭家庄M殉人4个，殉狗3条。仅从殉人殉狗数量来看，M54墓主人生前地位较高。从随葬品情况，M54随葬青铜器件，其中青铜礼（容）器40件。妇好墓出土礼（容）器件，是出土礼（容）器最多的墓葬。郭家庄M出土41件。另外，M54出土7件大型青铜钺，是目前已知出土青铜钺最多的墓葬。青铜钺一般被认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多如妇好墓也仅出土铜钺4件，郭家庄M出土4件。可见，M54墓主生前一定拥有极高的军事地位。并且从骨骼的鉴定结果来看，墓主生前多处受伤，最终导致死亡。因此有理由相信，墓主生前身居要职，是重要的军事将领，常常冲锋陷阵，最后战死疆场。另外，其中几件青铜钺器体表面用绿松石镶嵌有“亚长”二字，从铭文的情况看，M54墓主人生前当为“长”姓高级贵族。《甲骨文合集》：“其又长子，龟至，王受之”。此甲骨也证明当时“长”姓家族曾向商王敬献贵。种种迹象表面，M54墓主人生前当是“长”姓贵族，备受商王宠爱，同时拥有极高的军权，为商王征战疆场，最终死后葬于宫殿宗庙附近。此外，郭家庄M墓主人也是一位具有高级军权的贵族。上述分析已经证明在某些方面该墓墓主人地位较高，在郭家庄座墓地中也是最高级别的。同时，该墓出土青铜兵器余件，占整个出土青铜器的约78%，是整个殷墟地区已发掘中型墓中最多的。尤其是3件青铜钺，是其军权的象征。墓中最大的铜钺，长34厘米，宽39厘米，重3.5公斤，仅次于妇好墓所出的大铜钺。多件青铜器上都铸有铭文“亚址”，址当为族名，亚为官职名。可见M生前定为“址”族中地位显赫的贵族或首领，当为较高级别的武将。另外，殷墟妇好墓是众人熟知的女将军妇好的墓葬，出土4件青铜斧钺，其中有2件大型青铜斧钺，上面铸有铭文“妇好”二字。同时，在甲骨文中屡见妇好率军出征的卜辞，证实她是商王武丁时期威武不凡的女将军。结合出土的2件大型有铭青铜钺，证明了斧钺是军权的象征。同时，出土器物虢季子白盘（）铭曰：“赐斧钺，用征蛮方。”中山侯钺铭曰：“天子建邦，中山（侯）（忺）乍（作）（兹）军鈲，（以）敬（儆）氒（厥）众”从上述出土青铜斧钺和铭文记载可以发现，斧钺常常被用于赐予一些重要的将领，而那些将领掌握军权后，便可以率军出征，用以征伐四方，警示大众。不仅考古出土的斧钺证实其是军权的象征，而且传世文献中也有斧钺象征军权的记载。如《史记·殷本纪》记载：“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战国策·秦策一》：“白刃在前，斧质在后，（鲍彪云：‘诛不进战者，故在后。’按：韩非子将“质”作“锧”）而皆去走不能死。”《尉缭子·将令》：“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命于庭，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有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尉缭子·兵令》：“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从上面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在征伐的时候，统治者往往把象征军权的斧钺赐予将领，然后由将领率军去作战，这些记载都是先秦时期斧钺作为军权象征的证据。从上述出土斧钺和传世文献记载来看，斧钺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已经成为军权的象征。商朝时期，斧钺作为军权象征的意义被大大强化，尤其是商朝晚期发掘的几座大型墓葬中，都出土数量较多的大型青铜斧钺，而这些大型青铜斧钺，不仅器形硕大厚重，而且器身饰有饕餮纹、夔纹等纹饰，给人以威严和不可冒犯的感觉，尤其是从甲骨卜辞和墓葬资料来看，这些拥有者生前都是军事将领，因此斧钺是军权的象征。西周以后，随着周礼的形成和完善，斧钺军权象征的意义逐渐成熟，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斧钺多用于征伐前授予将领斧钺，以象征至高无上的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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