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都“新田”时期祭祀遗址分布范围较广，分别发现于侯马的东部、西部和西南部等九处。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侯马新田的遗址。该遗址中牺牲主要为羊、马、牛三类。年，在北西庄发现了40余座祭祀坑，发掘了13座，多成组出现，口大底小。牺牲多为马而羊较少。另有无牲坑2座。发现玉石片较少。在6个马坑中发现了铜环，可能埋马时戴着笼头。—年，在牛城古城南米处，即平阳厂21号地点发掘处具有规模的祭祀建筑基址，由主体和环绕它的东、西、北墙垣建筑构成，整体形状呈“向”字形。祭祀坑大多分布于主体建筑南侧，共发现59个坑，埋有马、牛、羊。还有1个以人为牺牲的祭祀坑。根据这处祭祀建筑的特点、形式结构、所在位置，尤其是与之共存的那么多祭坑等现象分析它应是春秋后期晋国的社祀遗址，对于了解春秋时的社址和古代祭社以及用人献于社等情形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材料。年，在秦村西北侯马电厂发现盟誓祭祀坑座，发据座，分布较密集。有壁龛的竖坑共座，共发现羊坑座、牛坑63座、马坑19座。在发掘的座祭祀坑中，有42个坑出土书写有盟辞的玉石器余件。祭祀坑出土的玉石器有环、圭、璋及玉石片等。年，在侯马煤灰制品厂发现祭祀坑座，发掘57座，分布较稀疏，多成排成组出现。牺牲以羊最多，为22座，牛坑18座、马坑9座、无牲坑7座。出土玉石器有玉戈、玉片、玉圭及石璧、石圭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侯马呈王路中段发现祭祀坑余座，发掘62座。埋牲多为羊，出土玉石器较少。年，发掘祭祀坑座，分布比较密集，东西成行，南北成排，打破现象极少。大多数口大底小，未发现壁龛。牺牲以羊占绝大多数。坑内大多放置玉片或玉石块，种类有石圭、玉璋、玉块等。同年，又发掘祭祀坑座，分布极为密集，打破现象较多。以羊为牺性的坑51座、牛坑6座马坑2座、以马羊为牺牲的坑1座、无牲坑68座。发现玉石类遗物59件，多不成形，可识别器形者有玉璧、石主等。-年，西南张祭祀遗址遭严重盗掘，经调查和试掘，发现该遗址面积较大，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祭祀坑数量可达0座左右。年，在虒祁村北发现一处祭祀遗址，有祭祀坑余座，成片分布，东西成排，圆角长方形，口大底小。埋性以羊为主，牛、马次之。出土玉石器大多不成形。推测这处祭祀遗址与祭祀粉河神台验有关。有关我国古代祭祀的习俗，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对祭祀非常重视祀，国之大事也”。(《左传·文公二年》)因而，我国古代祭祀的种类、名目、称谓、地点、方式或用牲的品种等，可谓繁复之极。下面以牛村古城祭祀建筑基址为例，对侯马东周社祀遗迹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祭祀建筑基址位于今侯马牛村，方向南北向，与牛村古城的方向墓本一致。其形式结构，由东、西、北三道和北边纵向一道长条形相衔接的土垣，并半围绕一座长方形台子的五个部分纯属夯土建筑所组成，平面布局形成一个“向”字形。这处遗迹所表现出的特点，其基本形式就像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回”字。据《说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读若方。”其字义，据丁山先生说：“近人或谓象宗庙中藏祐之匮形。”而王国维在考释卜辞之报乙、报丙、报丁的“匚”字时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此字是股代“坛或郊宗石室之制”，或公共墓地的象形。由形知义，从遗作“向”字形来看，清楚地显示它与宗教的庙堂神地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它还保留着古代“郊宗石室”神地的形制。因此，这处遗迹之主体其基形状作“向”者，正反映了它具有祭祀地神最初的涵义和原始的表现形式说明了它的性质当为社祀遗址。遗迹中间的夯土台子，应为社坛建筑。社有坛，为祭祀之地，这在两周文献里不乏其例，如《尚书》、《国语》、(大戴礼》、《周礼》《礼记》等都有这类记载。关于社坛的大小尺度，与文记载也基本一致。《仪礼·觐礼》记载：“坛十有二寻。”一寻据《周礼·考工记》说是等于8周尺，12寻即等于96周尺。参照《中国度量衡史》的核，“周尺以黄钟为准，一尺合厘米数为19.91厘米”。社坛东西长米南北宽米，仅以它的长度为准去换算，便约合周尺尺左右，可见《觐礼》所记坛之尺度，与夯土台子的长度大致相等。因此，由尺度的比较研究结果，也揭示了这座长方形的夯土台子应是社坛的遗迹。古代社址最初在城外，这大概是由社的性质与农业生产相关所决定。同时也和古人祭祀的一般情形或习俗是分不开的。因为，“社”字据卜辞是古“土”字。郭沫若先生说：“土为古社字，祀于内者为祖，祀于外者为社。”很清楚，这里所说的祀于外显然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社”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两周时称为“田主”、“后稷”、“后土”。根据文献记载古资料证实，我国古代社坛位置是在郊之城南或西南，今侯马发现的这祭祀建筑遗迹，也正好位于当时“新田”故城即牛村古城南城外偏西的地方，从而证实这一遗迹当为晋国的社坛祭祀遗存。在发掘的50多座祭祀坑中，埋牺性的为数不多，除七八个坑埋有马牛、羊、豕或牲体不全及1座“人牺”祭坑外，其余均为空旷的祭坑。这种牲骨不全或空旷祭坑的存在，看来绝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涵义。判断它的用途，是否可能与史书记载为古代祭社时的一种“血祭”，或者准备埋牲的预坑有关？所谓“血祭”，《周礼·大宗伯》说：“以血祭祭社稷五祀。这是不埋牲的一种“象征性”的祭祀活动。这就更加有力地证实这处遗迹应为社址。过去历史和考古学家认为，用人祭祀而瘗埋的恶习，在奴隶社会的殷商时期十分普遍和盛行，到春秋时期，在中原诸国中已没有人祭的恶习，但侯马社祀遗址中“人牺”祭祀坑的发现，证实在中原地区的晋国依然存在着这种用人祭社的恶习。从而证明，用人祭社在春秋列国中，大概仍普遍存在。看完文章后，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中积极留言与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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