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是掌故著述的丛出时期，掌故著述在清代学统中的兴衰沉浮，左右于政治、学术的交互作用。纂辑掌故，是在时会转移、学术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学人自觉进行的著述活动，有裨于著史传统的复兴，反映了撰述者的现实关怀与经世意识。这一学术现象实系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的序曲。
关键词：掌故；《清史稿·艺文志》；清代学术；史学经世
日本内藤湖南（-）在论及清代史学史时，视掌故著述的大量涌现为清代中晚期史学的重要变化，堪称只眼独具，惜乎点到辄止，未具详论，[1]而吾国学人对此现象每每恍若无睹。本文的目的在于就內藤氏所发议题，重加申论，通过对清代嘉庆、道光时代掌故著述丛出这一文献学现象的揭示，为清代中晚期的史学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就思想史、史学史的理路对这一现象试作整体性的诠解。本来，中国晚近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人的隐去”，集体化、抽象化的研究凌驾于具体的人事个案的考证阐释，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理在事先”的倾向。同样，文献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有悖于传统目录学“见书不见人”或“见书不见学”的“异象”。有鉴于文献学与思想史、史学史千丝万缕且持续互动的联系，不可孤立相视，本文的撰写基本取向于“见之于行事”的立场与方法，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时人言语、心态与治学活动的考察，以阐述、解析这一静态现象，希冀于结论上的犁然有当。[2]至于微观直叙的分析模式，则有所不取焉。
一、掌故源流与其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在古文献中，所谓“掌故”著作，是指偏重典制人事而兼及历史、风物等的知识性著述，其性质多属私撰。这类著作从产生之日起，似乎便以内容驳杂为特点，试就历代掌故著作的撰者、书名、内容、旨趣等论之，诚然表现出一种“千书千面”之象。若以学术意义加以衡量，其最重要的文献价值端在储备史材，借用清人章学诚的表述，即如“纂辑”之于“著述”。针对东汉以来大量出现的私撰史书，《隋书·经籍志》特辟“杂史类”以相统属。这些杂史或“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或“钞撮旧史，自为一书”，“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虽然“体制不经”，记录随意而无系统，但“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3]这段论述，初非为掌故著述而设，却可移作对掌故著述的厘定与归纳。
案“掌故”一词，出于《周礼》，本系为记录典制而设置的职官，这在汉代官制中仍有所反映。《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颜师古注：“掌故，太常属官，主故事者。”[4]但因汉代史学尚不能独立，由掌故官撰写的记录“故事”的史书，自也难以在《汉书·艺文志》中得到直观而系统的反映，只能从《六艺略》“春秋类”中推求。自汉以降，历代公私目录几乎都为掌故著述设立专门的类目，或称“典故”，或称“旧事”，或称“故事”，名异而实同。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丙部将史学著述分为四类，其中之一即是“旧事”类；梁代阮孝绪在《七录》“纪传录”的十二类史著中，也为掌故著述立“旧事”一类，“部类几于全袭《七录》”（姚名达语）的《隋书·经籍志》沿袭了这一类例。李唐以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5]《明史·艺文志》皆在史部创立“故事类”，收录掌故著述；私家书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有“典故类”的设立，兼收政书。
这一目录学传统直至清代中期方始中断，最直接的反映即是《四库全书总目》中取消“掌故”一门，而将相关著作散处于史部杂史类、子部杂家类等类目之中。撰修于民国初的《清史稿》，因其率尔成书，向来备受史家诟病，意存改订其书者甚众。单就《艺文志》而言，即先后出现了武作成、彭国栋、郭春霭等多种后出著作为之增补订正，尤其王绍曾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更以煌煌巨著集前人之大成。[6]然而仅就反映有清一代著述的整体面貌及相关文献现象而言，《清史稿·艺文志》仍不失为有资考证的依凭。该志类目大致取法《四库总目》，将掌故著述纳入史部杂史类及子部杂家类“杂说”等门。史部杂史类所收著述，大半成书于明清之际，所记多系晚明初清的史事，这其中成书最晚的是康熙时人杨捷（-）所撰《平闽记》，列于杨著之后的，即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录》。自康熙中叶迄于嘉庆之初，百馀年间，竟无一书厕乎其间，全成空白。子部杂家杂说类收录书籍种，记述内容尤为广博杂糅，典章制度、史事人物、名物风俗，无所不有，囊括了绝大多数清代掌故著述。以作者的生活时代及著述时间为依据，自赵翼（-）《簷曝杂记》到陆以湉（-）《冷庐杂识》凡56种，均成书于嘉庆、道光两朝，占了几近半数。前者明示了清代中期著史传统的式微，后者则更多意味着这一史学传统在嘉庆、道光之际的苏醒。[7]
古典目录学素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以时代学术作为划分类目的基本依据。宋人郑樵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一旦出现“类例之不分”的弊病，则“书之不明”、“学之不专”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8]晚清胡思敬（-）在描述“光绪初年学派最杂”的状况时称道：“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9]胡氏所说的“学派”，意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或“专业”。“金石”“碑版”、“舆地”、“目录”、“（书）画”诸项在传统目录中向有专门的类目涵纳其学，唯独“掌故”一门到了清代发生变化。先此，朱次琦（-）即以“掌故之学”作为他个人标榜的五种实学之一。而就胡思敬所说，在光绪初年的学界，“掌故”已然以一种专门之学，与金石、地理、目录诸科齐驱并进。演至戊戌前后，维新人士更将掌故学作为一门课程，教授于举办的学堂之中，直至二十世纪初，仍存有若干遗响。[10]然则《清史稿·艺文志》仍袭用《四库》成法，不为掌故著述专门辟目而散处于其他子目之中，即有“类例之不分”之嫌。[11]因而导致了“书之不明”、“学之不专”，对清代掌故著述兴衰趋势的呈现，殊属隔膜。细绎由嘉道至清末前后百年间，时人对掌故秉持观念的异同，盖时代愈后，此类著述所具博雅考订的意味便愈加稀薄，呈现出的政治关怀和庙堂意识即愈加浓厚。
“掌故之学”在嘉道时期究竟能否成立，自可见仁见智，但有两点似乎不必置疑：第一、撰著掌故，就当时人而言，是在时会转移、学术嬗变的历史背景下自觉进行的著述活动。第二、作为史部文献的大宗，掌故著述丛出于嘉道之时，实系晚清史学经世的萌芽，在清代史学史上意义深远。治史学史者应当给予二者以相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