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事业是每个国家都极其重视的事业，教育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都不是孤立的，特别是邻近国家之间，总会不断相互学习和吸收有益于教育发展的策略，进而不断发展和前进。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教育交流在很早时期便已开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隋唐时期两国便有着深刻的文化教育的交流。由于唐朝的文化是鼎盛时期，对世界各国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日本也在这个时期向中国学习到大量的文化。特别是大化革新后，日本朝廷便全面吸收、引进唐朝的政治法令、宗教、文化艺术以及生活方式，还仿照唐朝的教育制度发展自己的教育制度。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使节的往来和派留学生与学问僧进行的。在日本学者访华回国后，他们将唐朝的文化制度等大量输入日本。
日本著名留学生吉备真备，他在唐朝留学十七年。在赵玄默的单独教授下，精修过三史、五经、名刑、算术、汉音、书法等，所谓身通六艺。大化革新以后，日本以儒学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曾设立大学寮，以经史为主要教科书，培养官吏。他回国后，曾在大学寮任教，向四百余名学生教授三史、五经、名刑、算术、汉音、书法等六道。由于他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教课内容，导致了后来大宝令中有关学制方面的改革，即从经学本位制发展到纪、传、道三科的设立。
之后日本又根据唐朝的律令制定养老律令，从而健全了各项制度。日本在制定大宝律令时，就参照唐高宗永徽令，在学令中规定了学校制度。元正朝编制的养老律令基本上承袭了大宝律令中学令的规定，但又加入了唐开元时期的学制。从现存的养老律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育制度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日本不仅在教育制度上大量学习中国，并且在当时的大学教学内容上，都是以中国儒家经典为主。由于当时还没有假名文字，经典书籍全是汉文的，所以学习汉字、汉文的书写是入门课。
在《学令》中，把《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和《春秋左氏传》规定为指定的教科书。并根据这些教科书的难易程度及分量分为“小经”、“中经”和“大经”三类。所谓“小经”指《周易》、《尚书》而言，“中经”指《周礼》、《仪礼》、《毛诗》而言，“大经”指《礼记》、《春秋左氏传》而言。对这三类教科书，学生可以选读，每人必须选两本教科书，或选“中经”中的两本，或选“小经”、“大经”中的各一本。此外，《孝经》和《论语》被指定为必读教科书。不仅京城的大学以儒家的经学为主课，而地方的国学，也是以儒学教育为主，经学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当时的私学，也多是以向学生传授儒家的经学为主。
中日两国对文化教育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文化教育永远是每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课题，每个民族只有不断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才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