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思想主要来源于自西周开始确立的德治思想，以及后世形成的儒家修身思想，同时儒家又通过道义性的入仕筹划将修身与德治政治相连接，将个人之修养与家国之命运相关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官德思想是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和文官官僚体系的发展而逐渐趋于系统，形成了以“仁民、忠信、中庸、奉公、勤政、慎廉”为主要内容的官德纲要。
而官德思想养成方面，儒家高度个人道德修养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立志于道、学思行并重，克己正心，内省自讼，知行合一，仕学相济”的官德修养方式。
儒家官德思想的理论资源
儒家官德思想来源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之中。而儒家思想作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实践的伟大思想。
一方面，强调对“德政”的高度重视，强调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为早期朴素的官德思想提供了最原始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儒家又强调人们应修身以入仕，即强调个人之道德学识修养，又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德政文化、修身文化以及仕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孕育儒家官德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1.以德为本：儒家为官治政之价值引领
以德治国方略贯穿于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实践。在古代社会，德治不仅仅代表着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文化，更隐含了对统治合法性的解释。德治思想起源、论证于西周，又经后世儒家发展完善，最终成为指导官员实践的重要思想。“德”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关键元素，儒家为官之德同样也蕴含并起源于这一范畴。
早在古传尧舜时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道德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意义。随着尧舜时代的结束，中国进入家天下的时代，无论是商取代夏，还是周取代商，统治者都执着于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论证。
但需要注意的是，殷商时代对于“德”的认识仍不全面，他们虽然认识到德对于执政者而言的重要性，但在殷商取得统治权后，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和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其政治行为仍然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统治者仍然认为“天”是主宰，决定着一切人事。但是到了西周时期，西周的政治家们开始了对天命和政权更替之间关系的充分反思，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德治思想中。这种德治思想对于儒家之官德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西周德治思想初步确立后，随后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乐崩坏”，在“周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孔子作为恢复周礼的主要倡导者，将德治思想进一步发展，扩大了西周尚德思想的覆盖面。
从历史实践上来看，儒家为官者的入仕实践具有高度的二重性，一方面他们秉承“为天地立心的，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走向朝堂，施展抱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附于封建王权统治，受到统治阶级的裹挟。但随着古代文官官僚体制的逐渐发展，这二者逐渐摸索到了可以弥合的共同点，那就是社会和阶级统治的稳定。
2.修身与入仕：儒家官德养成的内在路径
儒家之修身思想在儒家经典中的论述很多，如《大学》系统列出了修身之三纲领、八条目，由此形成了影响中国士子两千多年的“修齐治平”体系，同时儒家对入仕所做出的道义性筹划，也更加重了儒者入仕的责任情结。修身思想和仕文化将个体命运通过政治伦理的论证，进而和家国命运紧密相连。
儒家的修身思想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修身养性之法，更是关乎社会治理以及士者为政的经世致用之学。儒家所谓的修身是以成圣成贤和从政安民为目标指向的，这也就决定了儒家思想所培养出的莘莘学子大都有着心系黎民家国的责任情结。
儒家官德思想根植于自西周以来的传统德治思想和儒家所积极倡导的修身文化。一方面，德治思想确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统治者和官员为政的价值取向——“为政以德”，尽管中国古代王朝总是呈周期性更替，且王朝末期官德败坏，但总能在下一个周期，重新恢复“为政以德”的价值取向，这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重视。
同时，官德本质是一种阶级道德，若官德良好即可发挥出维系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儒家利用修身思想以及对入仕思想的强调，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制造了萦绕于中国士子心头几千年的入仕情结。
这有助于加强官员们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对“学而优则仕”所做出的必然论断，也容易使社会形成畸形的权力观，为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儒家官德思想主要内容
儒家官德思想流变与儒家思想道德发展相伴始终。从先秦时代开始，儒家对于执政者就做出了“为政以德”的要求，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一定变化，但历代对官德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日趋完善，最终形成凸显民族文化特点的官德思想内容。
1.儒家官德思想之历史流变
儒家官德思想发源于先秦，在诸子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尽管与其它学派在政治实践上略有不同，但在官德思想方面仍然与其他学说有高度的弥合。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儒家官德思想进一步完善，后经魏晋之乱世，但仍能隐忍坚守，并凸显特色。
隋唐以后，儒家官德思想正式通过科举落实于实践，经两宋理学更为严谨的哲学论证和统治者制度强化推动，儒家官德思想在明清两代发扬光大。
2.儒家官德思想纲要
儒家官德思想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凸显其不同的特点，但在“为政以德”的价值取向上却从未有过变化，并且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力量的加强、儒家学者对德行内容的论述更加扎实后，儒家官德思想形成了以仁民之德、忠信之德、中庸之德、奉公勤政之德以及慎廉之德为主的思想纲要。这些思想纲要基本涵盖了儒家对于为官者的道德要求。
儒家官德思想在先秦两汉奠基，虽经魏晋至乱世，但却能隐忍坚守，保持基本价值取向不变，后经隋唐通过科举制度手段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的政治话语地位，后两宋理学进一步对内容进行论证完善，终在明清两代发扬光大，直到近代才趋于解构。
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封建官僚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儒家官德思想彻底成为皇权统治者用于笼络、裹挟寒门士子的思想工具。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儒家官德思想形成了以“仁民、忠信、中庸、奉公勤政、慎廉”为主的内容。这些德目的践行一方面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约束官德失范行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其本质上仍属于阶级道德，对于有可能触碰阶级统治底线的德目的过度抬高，而对于其他德目的实践缺少必要的原则和刚性制约，也导致了后世对于儒家“重内修而轻外制”的习惯看法。
儒家官德思想内在养成及外在推动
儒家官德思想为官员提供了完善的官德修养纲要，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官员直接从儒学经典或是官箴中寻找为官之道。一方面，儒家高度重视为官者或意欲从仕者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并提供了完善的内修方法。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建立也将儒学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而儒家思想渗透于文化，甚至法律之中，在非正式组织中盛行的官箴文化和在体制内普遍认可的以礼入法的官德管理原则，又反过来推动儒家官德思想的内在养成和社会普及。
1.儒家话语体系下的官德内在养成方式
在官德思想的养成过程中，儒家高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在前文提到的慎独之德中，儒家想传达的就是一种高度自律的处事态度以及无论在任何境况下都表里如一的状态。
儒家官德思想的内在养成方式可以看做是对儒家德治、修身思想的学习和内化以及践行的过程。先是立志于道，学思行并重，继而克己正心，内省自讼，在完成感性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之后，再结合实践，知行合一，仕学相济，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做官，但做官之后同样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学习。
2.儒家官德养成之内在规范
对儒家官德内在修养方式进行分析仍属于官德思想的理论层面，但无论是何种官德思想，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而官员在具体运用官德思想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难的抉择，比如百姓和君主利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而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为官员所面临的此类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这些方法凸显了儒家“心怀天下”的价值取向，也成为了指导官员政治实践的内在规范。
总结
儒家官德思想为官员的修身提供了完善修养纲要和价值引领。在儒家思想的教诲下，无数心怀家国和抱负理想的人走进了权力场，使得封建官僚集团整体理性化的程度逐步提高，提高了国家治理效率。其所倡导的忠孝、仁爱、慎独、廉洁、勤勉等道德不仅培养了造福生民的清官，更成为内心深处对于官员评判的道德标尺。
参考文献：
《礼记·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