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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是中华文化原创性艺术，区别于外来戏剧，自成体系，体系内部结构有机而缜密。昆曲的艺术精神根植于中华古典学术文化极其深厚的土壤之中。昆曲外在的可视状态，都有艺术精神作其支撑与背景，不明了这一点，就不知古典遗产为何物。数十年中无数昆曲工作的失误，此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昆曲近数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外部世界的丰富信息，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如新样式影视、现代主义诸流派话剧、欧美各家不同处理的歌剧、古典或现代诸形式歌剧等等，使我们改变了闭塞的状态，置身于世界戏剧文化之林。但是，西方的文化，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西方有识之士也知道，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世界性是“有缺陷的”,它无视于丰富多彩、多元互补世界文化大格局的存在。
中国昆曲的古典原创性，使昆曲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化大家族中充满东方智慧和中国体验的一枝奇葩。它禀赋着中国的文化身份、文化特质、文化风采。同时以此诸特点，鲜明地区别于西方和各异域文化，高瞻独步于世界艺林。可惜的是，在我们有关人士，还没有远离长久以来极“左”路线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惰性，没有摆脱“西方中心”的误导，在并未对昆曲本体做深人而切实的把握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考方式上，在结构形态上，在叙述方式上，受了西方文化以及种种极“左”思潮之偏激和简单化等非艺术观点的强，势影响，零碎、随机而无序地干扰和代替了昆曲完整的结构系统，使昆曲本体原创的优异艺术精神无可寻觅。
中国昆曲历史上，昆曲从产生到繁盛，始终处于纵向继承和横向吸收的开放过程中。不仅继承南、北曲和南戏文、元杂剧，从而形成昆曲主干部分以外，还横向吸取了出现于明、清之际，及其以后有关地方剧种的艺术成果。如来源于《目连》系统的《孽海记.思凡、下山》、来源于弦索调的《一文钱.烧香.罗梦》、来源于弋阳腔系的《跃鲤记●芦林》,以及时剧《磨斧》.《拾金》等等，都已融为昆曲的有机构成。但是昆曲吸收其他剧种艺术成就，遵循着两个原则：一是吸收对象必须符合或接近自身表现法则；二是适当地对吸收对象作昆曲化的改造，设法使其融人昆曲主体样式，并在多样化的艺术精神上求得统一。
元杂剧及至明、清之际，昆曲达到兴盛峰巅，其创作法则和艺术精神也臻于完备和成熟，作为产生明代的古典昆曲，也定格于这个时期。因为清代嘉庆以后，昆曲便逐渐走向衰颓，产生昆曲的客观条件，都已起了变化，在新兴的皮黄和其他地方戏面前，昆曲只能守成。纵有发展，也是零星和非关主体的改善了。今天，我们的昆曲研究，就是要改善掌握昆曲兴盛峰巅所定格的创造法则及其艺术精神，去伪存真辨认、掌握并坚守昆曲的创造法则及其艺术精神，对于保护、保存已属于全人类的昆曲遗产，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移易的。
在表演层面，掌握昆曲技法及其实质，最主要的在于昆曲的“礼文化”精神。昆曲表演技法结构素称严谨、规范，这已是普遍的共识和常识。这是特定古典特质规定下的严谨和规范。这一质的规定性，任何时候不可偏离，不可或缺。中国古典文化的严谨和规范，开端于中华文明源头三代时期的“礼乐观”。自先秦以降，为统治者相替为用的儒家和法家，尽管他们的学说和政策主张有很多不同之处，但都十分强调“礼”在国家治理和人际关系之保证社会正常运转中的重要作用。
古典昆曲先秦和汉代流传后世的官方“礼”学经书，就有《仪礼》《周礼》《礼记》三部内容厚重的典籍。有关学者认为，孔子以来成为中国古代主流学说的儒学，只是古礼之“流,儒家的源头还在古礼。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为其首。秦汉以后，先秦古礼被大大简化，唐宋元明的历史进程中，“礼”的内容又被不断新旧嬗替和实用化。但是以“礼”为核心的“礼乐观,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深层背景。广义而言，仁爱信悌，忠孝节(取其气节)义，只不过是不同条件下“礼”的具体之用而已。假使说：孔子“割不正，则不食”(肉切得不方正，就不食用),今人还是如此坚持的话，一定是孔乙己式的怪物，但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如此奉行，则是合理和真实可信的。
也正是表现孔子之人物性格和行为特征的“其时其人其事”之合宜细节。在孔子删定的《诗经》中的《国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国风”部分向来被视为来自广大群众的声音。从中可以想见，“礼”、“仪”在古代已是构成社会人格的必要条件。所以“礼”文化的理念原则，已伴生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血脉之中。不了解“礼”和由之而来的“礼乐”观之重要，就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也不了解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古典戏曲艺术一昆曲。
国风当前很多青年演员演出昆曲传统剧目，虽然穿的是古装，但其精神面貌、行为举止却仍是现代的，与到处可见的时尚青年并无二致，这就无法表达昆曲作为古典遗产的神韵，也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虚假”。要解决这个矛盾，掌握“礼”文化的精神，化身为角色的行为和气质，这是最简单直接，也最易实践的“秘诀”。
其实“礼”并不单单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世界各民族远古记忆和古典文明中，都有原始仪式、部族仪式、宗教仪式等等，那就是“礼”,都是各民族古典文明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例如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古文献吠陀中就有很多礼仪性的叙述，如对诸神的赞歌(《梨俱吠陀》)、祭祀(《夜柔吠陀》)、禳灾(《阿闼婆吠陀》)。在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乃至非洲，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礼文化”。只是不少民族的“礼”已经演变为法律，或为宗教所继承。但是无论哪个民族生活中，直至现在和将来，都少不了规范行为的各种礼节和文明规定。如英国人用餐方式之细而繁，便颇为世人所知。
昆曲作为文明规定的礼仪，西方各种宗教礼仪习俗，至今尚被视为文明的生活内容，和维系健康文明的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这对我们当代社会，特别是受“十年动乱”野蛮盛行长久影响的今天的文明建设，也有迫切和可行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对古人“礼”文化应有的认识，和坚持昆曲表演“礼文化”精神的内在要求之一。现在我们从技法实践层面来看，昆曲表演严谨和规范的支撑点，就是：行必有方，朝乾夕惕，惟恭维谨，温良谦和。这就是“礼”的具体行为标准。
反面人物则在以上准则框架内，于特定情境下反其道而行之。以上这些是基调，然后根据塑造角色的需要，千变万化，存乎一心。如《水浒记●借茶》中的副行张文远-角，有一个昆曲老艺人过去的“不传之秘”,其诀窍在于身段动作主要为知书识礼的巾生，而小手面(主要指表情神态)则是奸猾得丑副本色。这才是历代昆曲艺术家创造的“文士其貌，狎邪其行”的公门书吏之典型形象，人木三分。所闻“文士其貌,就是一种“礼”的外壳，被张文元用来伪装的。
参考资料《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