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他生活年代见到的文翁石室，已经非常凋敝了。屋梁空空，青苔横生，因为是石梁，连燕子也不来筑巢。但是古老的石壁上，依旧有近千年前壁画的痕迹，青苔之下，依稀还能看得到当年刻下的铭文。
尽管如此，卢照邻对这座残存的石室评价却非常高，将之比作孔子故里淹中，比作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稷下宫。站在石室之前，槐花飘落一身，仿佛回到当年的长安太学“槐市”，对于石室的创建者文翁不由得深为缅怀。
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是汉景帝和武帝时期蜀郡的最高长官——郡守。《汉书·循吏传》将其称作文翁是尊称，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文老先生”。文翁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尊重，跟他创立石室精舍并以此为基地教化一方，是分不开的。
文翁创建的石室，位置在今日文庙前街以北、文翁路西侧，也即石室中学校址。在汉代，其所在地在成都城南、外江和内江之间那一块被称作“市”的狭长地带之上，也算是位于当时的繁华商业区之内。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为主，而文翁所建的郡学，却以汉白玉、花岗岩为材——尤其在成都平原并不产石的情况下——却是为何？隔着两千多年的时光来揣测文翁的意图，最直接的理由当然是坚实，不仅能够抵御腐朽，对于木建筑最大的隐患——火灾，也毫不惧怕。
建于文翁石室旧址上的石室中学逸夫艺术楼
事实也是如此，建成之后大约年（汉安帝永初年间），石室即在一场大火中独存。到了宋代，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在《金石录》中记载，当时的成都府学（地方官学）还存有汉代文翁石室和周公礼殿留下的屋柱。这些柱子都是正正方方，上小下大，十分古朴。屋楹上，刻于初平五年的《周公礼殿记》依然完好，而此时距赵明诚所在的年代已近千年。
文翁化蜀，影响了后来的文官选拔制度和科举制度
石头保存的时间固然很长，但是文章教化泽被后世，持续更为长久，这大概也是文翁的初衷。事实上，文翁石室的创立开启了蜀学的先声，也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官选拔和科举制度造成了重大影响（林和生《文翁石室：科举和文官制度的摇篮》）。
文翁是庐江舒地人（今安徽省庐江县、舒城县一带），其地春秋时为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文翁少年时酷爱读书，通晓《春秋》。他当过郡县小吏，应该是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了行政管理能力，熟悉了民间疾苦。因为在任上干得不错而得到提拔，到汉景帝末期，文翁出任蜀郡守，这在实施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汉代，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了。（州在当时为监察区，郡守的俸禄为两千石，行政级别高于俸禄为六百石的刺史。）
都江堰文庙秋季祭孔大典
班固《汉书·循吏传》，将文翁列为循吏之首。所谓循吏，并非仅仅指奉公守法的官员。《汉书·循吏传》之后，紧跟着的就是《酷吏传》，班固在其中列举了晁错、郅都等执法严格以至于严苛的官员，并引用《论语·为政》之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其褒贬已不言自明。
颜师古注《汉书》，对“循吏”的解释是，“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一句“下顺人情”，辨明了循吏与酷吏的区别。按照《为政》的说法，仅仅是严刑峻法，百姓会因为畏惧而暂不敢犯罪；而施以道德教化，人们才会从内心知道善恶并不断检省自我。而今日之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了解文翁创建石室的初心。
文翁就任蜀郡守之后，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穿湔江口”，即在湔江上开凿分渠，灌溉了繁县一千七百顷田地（今都江堰市东部以及彭州、新都一带），从而成为继鳖灵、李冰之后第三个因兴修水利惠民而在四川历史上留名之人。《水经·江水注》还为他编了个神话故事（也可能是带有表演性质的祭祀），说江神曾经淹死了人，而文翁来到蜀地之后，特地在祭祀时向其敬酒。然而江神却不吃敬酒，文翁于是拔剑砍击，从此不再有江神之害。
汉代翁仲（何大江摄）
第二件便是修筑石室精舍。
文翁就任蜀郡守时的情况是，“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事实上，古蜀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差别很大，除了民风民俗、社会组织结构不同，甚至连语言也不一样（汪启明、赵静《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虽然古蜀被秦国吞并后，大量移民进入蜀地，语言互相渗透并逐渐统一，但百姓受教育水平低，人才匮乏，民间巫觋之风盛行却是文翁面临的现状。
文翁最先采取的策略是，派人到京城留学。他从郡县小吏中，挑选了十八个聪明、有才干的，送到长安成为博士门下弟子，学习儒家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其中的一些专门学习律令，以备将来充实行政管理系统。
汉代画像石“讲经图”。老师坐于台上，前置一案，头顶有“承尘”，六名学生手捧竹简，跪坐周围
数年后，这些青年才俊学成归乡，文翁把他们都安排到重要位置上，并且根据考察情况加以提拔。后来，有人做到郡守、刺史这样的高位。其中一个姓张名宽字叔文者，曾为汉武帝近臣（侍中），著有《春秋章句》，凡十五万言。
张宽在《华阳国志》中有传与赞，列于司马相如之前，其赞曰：“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实我西鲁。”《搜神记》中也有一个神话故事讲述了张宽的一段奇遇。话说张宽曾跟随汉武帝到甘泉、泰畤祭天，路过渭河时，见一女子在河中洗浴。武帝感觉很奇怪，便问她是谁，女子回答：“你后面第七辆车上的侍中知道，问他吧。”数过去，第七辆车上坐的正是张宽。张宽答道：“天上有星辰主祠祀，如果有祭祀者斋戒不洁的话，就会化作女子出来相见。”武帝闻言后有所感悟，于是检点自己行为中的不当。张宽则因为敢于直谏，而被汉武帝派为扬州刺史，同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七车张”的名号。
话题回到文翁。对于远在长安的学子，文翁十分关切。为了结好教学的博士，让他们更尽心尽力，文翁特意减少郡府用度，派人购买蜀刀与蜀布等特产馈赠。
文翁又在全国率先建立郡学，面向全郡选拔各县子弟入学，这便是石室精舍之由来。文翁办学，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入学的家庭也得到了实惠。文翁免除了入学者的徭役，使其不致有后顾之忧。学得好的，便用来填补郡县官吏的空缺，保持行政体系的正常运转；差一等的，也授予“孝悌”“力田”之称。
文翁办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特点。他会从石室中选出些年轻人跟随在身边，出入官府，观摩自己如何处理政务。到各县巡视时，则又会挑选一些书读得好、品行又好的学生随行，让他们去宣传政府的法令。
民国时期的文翁石室图书馆
在石室读书的弟子，不仅有了学问，有了出路，也有了社会地位，整个蜀郡的人都想把子弟送至石室读书。那些富裕的家庭，宁愿花上大价钱也要寻求把子弟送入石室的机会。前文讨论过文翁在成都缺乏石材的情况下，要建一座石室精舍的原因。文至此处，我们应该能够想到文翁的另一层深意：他不只是要让校舍能够防火，能够保存久远，更要让它威严庄重、富丽堂皇，为蜀民所敬仰，要在他们心中树立起一座不倒的精神殿堂。
秦代禁办私学，因此文翁刚到蜀地，满目所见皆是教育凋敝的景象，而经过这一番教化，崇文重教之风深入人心。蜀人不仅要送孩子上学，还要送到教育条件最好的京城长安去。文翁时期，在长安求学的蜀郡子弟已跟来自圣人之乡齐鲁之地的一样多。
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年），丞相公孙弘巡视西南夷（今四川西南部及云贵），途经成都，得知文翁之事后深为赞赏，回到长安后开始向全国推广，下令所有的郡国（在西汉，郡直属中央，封国由分封诸王治理）都要设置“学校官”。
因此，说文翁开创了中国兴办地方官学之举，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文翁殁于蜀地。他去世之后，蜀人在石室为他立像，“岁时祭祀不绝”。文翁虽然离世了，但蜀学却在他创立石室、教化人民的基础上肇端，历经两千年而不绝，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文化在文翁时代完成了转型，完全融入了华夏文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于蜀学，北宋学者、官员吕陶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评价：“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这段话一共提到蜀学的三个标志，除了文翁石室这个原点之外，周公礼殿和孟蜀石经其实也都建在文翁石室的旧址上。
周公礼殿是一座先贤纪念堂。按《华阳国志》，文翁在创建石室时，又在其旁建立了礼殿，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年），郡守高（读音shùn，也有典籍作“高眹”）在修复石室的同时，于其东侧建立了周公礼殿，祭祀周公、孔子等历代圣贤及儒林人物。
上图为清代成都府文庙大成殿，下图为青白江城厢文庙
事实上，春秋末年开始的祭祀孔子的建制典礼，仅仅限于曲阜，且为私家性质，而由官方建立的孔庙，差不多还要在周公礼殿三百年后才出现（舒大刚《“庙学合一”的创举：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周公礼殿，不仅是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最早标本，也与文翁石室一道，成为蜀学的精神家园。
到了唐代，因为接受房玄龄的建议而取消周公之祀，改为专祭孔子，也这是成都孔庙（文庙）的起源。而一直到民国，每年的全省祭孔典礼亦都在此处。
图为越南河内文庙-国子监，始建于公元11世纪，为越南古代最大的儒学教育中心与祭祀场所之一（图据新华社）
越南河内文庙-国子监内的越南儒学大师、教育家朱文安像（图据新华社）
因为石室自带的文化属性，五代时建石经堂，刻“孟蜀石经”于此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所谓石经，简言之，便是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无论是用刀刻在竹简上，还是用笔写在丝帛或纸张上，文字在传抄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错讹。而将其刻于石碑，立于殿堂，就相当于建立了一种国家标准。对于自己手上的儒家经典存有疑义的士子学人，都可以到石经前比较、订正。
抗战时期出土于成都南城墙的孟蜀石经《毛诗》残片（何大江摄）
孟蜀石经始刻于后蜀广政七年（公元年），由宰相毋昭裔主持。其时雕版印刷术已经发明，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置办整套的儒家经典书籍，所以石经仍然承担着一种“石质图书馆”的功能，可供莘莘学子抄录。
孟蜀石经最初所刻经典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未完成）》《论语》《孝经》和《尔雅》十部。后蜀灭亡，宋朝又补刻了《春秋左氏传》的后半部分以及《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
年《孟子》的镌刻完成，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儒家“十三经”的概念因此而诞生。从此，儒家文献“五经”“六经”“九经”等范式定型为“十三经”。
孟蜀石经《周易》残片（何大江摄）
中国历史共出现过七种石经，而唯一带注释的则是孟蜀石经。注文为双行，列于经文之下。有经有注，对于受众来说显然是一种更佳的读本。
孟蜀石经规模宏大，其中《左传》30卷共计字，《礼记》20卷共计字（皆含序、注）。逾千块石碑，立于石经堂之中，这是一种怎样震撼的场面，是一种怎样厚重的文化沉潜。
年，对于两千年皆为文教重地的这一片土地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文翁石室旧址上建起了成都府师范学堂，这是成都历史上首所近现代意义的中等学校；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该校更名为成都府中学堂。经历多次改名后，于年复名为石室中学。
成都府中学堂毕业生合影
今日，行走于文翁路之上，最显眼的标识便是石室中学的仿古建筑。那由方型柱构成的大门，气质朴拙浑厚，让人自然发思古之幽情，想象两千年前石室精舍的庄严巍然以及文翁卓然深远的教化之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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