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对于中华饮食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西周上呈商朝文明，中华饮食文化在此时奠基。东周生产力极大发展，为中华饮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因此，两周的饮食风俗兼具原始性与创新性，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周朝饮食模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领略一下两周的饮食吧。一、充当主食的谷物《礼记内则》记载：“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这些谷物在两周时期均已出现，并成当时人餐桌上的主食。黍，俗称“糜子”，去皮后为大黄米，属于上等粮食，口感软糯香甜，一般只有贵族才有机会食用。现在陕北的黄馍馍便是由其制成。稷，亦称粟，去壳后就是小米，是当时北方的主食。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将其单独作为主食。稻，即稻米，是当时南方楚吴越地区的主食。还有菽，就是大豆，由于其高产性，它在东周代替黍成为主要粮食。《战国策韩策》中就有“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之说。五谷杂粮其他的粮食还有麦（包括大麦和小麦），麻，粱等，这些都是两周人的主食。虽然这些谷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正是周朝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才使得它们大量出产，并成为日常主食。主食种类的丰富，使得上层社会可以以此为基础制作出各种美味佳肴。但在战争年代，贫困的下层人民能吃上一碗稀稀的豆饭或粟饭已是大为不易。二、“肉食者”的幸福生活《左传庄公十年》记载“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其中的“肉食者”就是当时统治者贵族的代称。因为在畜牧业并不发达的两周，牲畜十分稀少，肉食成为了统治者贵族餐桌上的专利。《孟子梁惠王上》便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说明当时受人尊敬的七旬老人也很难吃上肉，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即使不举行宴会，这些王公贵族的餐桌上也总是能见到肉食。不仅如此，“肉食者”们对肉类的烹饪也大有讲究，代表菜肴便是周王享用的八珍。八珍包括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膋。其中淳熬和淳母分别为黍与稻米制成的肉酱盖饭，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盖浇饭。炮豚与炮牂是经烤，炸，煮，加上肉酱制成的乳猪和乳羊。因为选用动物幼崽，其口感必定软嫩多汁，味道鲜美无比而少有腥膻之味。捣珍是经过反复捶打去筋，油煎而成的里脊块。渍是用就酒泡制的生牛肉，加上肉酱食用。此菜肴极富原始性。熬是腌制而成的肉干。肝膋。则比较重口味，是网子油（狗肠油）包裹的狗肝，烤熟后和稻米糊同吃。即使在古代，以狗为原料制成的佳肴也很少见。美味的肉食对于南方人，主要的肉食则是鱼类，水产品和野味。《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就记载有阖闾派刺客“置匕首于炙鱼中以进食”以刺杀王僚的故事。而且南方因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肉食比北方更加丰富多样，肉类菜肴也更加奢华气派。在两周，统治者贵族所享用的肉食制作流程十分复杂，并且偏爱稀有的食材，如熊掌，鳖，豺狼等。这些菜式无论从种类还是烹调方式，都比前朝有较大发展。三、多种多样的辅助性食物两周时期，水果蔬菜种植业有了很大发展，经过了人工培育与淘汰，其种类大大增加，丰富了人们的餐桌。蔬菜主要有葵，韭，葱，姜，笋等。水果主要有桃，李，杏，枣，梨等。这使得人们的饮食更加均衡，也体现出当时人的养生的意识。正所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各色蔬菜上层社会所享用的菜肴大都经过复杂的烹饪与精心的调味，但这显然不能广泛应用于整个社会的日常饮食。大众的烹调手段往往只有简单的烤与煮，食物难以入味。所以，人们在吃饭时经常佐以不同的酱。主要有醢（肉酱），酱（豆酱）两种。通常，人们将煮好的肉切成薄片（脍），然后再加上酱料食用。孔子就曾说过“不得其酱不食”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因为只有这样，肉才能充分入味。这不仅仅是烹调手段的进步，更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铜簋四、繁复的食礼饮食原本只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而进行的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活动。但随着文明的演进，饮食慢慢具有了一种社会性的意义。除了单纯的果腹功能外，饮食还具有精神与文化的意义。“食礼”就是这一理论的重要体现。《周礼》有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可见食礼是道德伦理在饮食方面的体现。在进食前，首先需要“摄衽盥漱”，就是整理好衣服，洗手漱口。此外，还需要祭祀先人。《论语·乡党》曾记载“虽疏食菜羹，必祭，必斋如也”“侍食于军，祭饭，先饭”之类的话。论语影响孩子一生的国学启蒙经典（注音彩图版）一二三年级儿童文学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籍必读名著京东月销量好评率99%无理由退换京东配送￥7.3购买据《礼记·曲礼》记载，当时的进食过程也是讲究颇多。主人亲自劝食，就拜谢后食用；主人没有亲自劝食，就直接自己去吃。大家一起吃饭时不能吃得太饱，不能用手搓饭团，不能大口吞咽，不能将骨头投喂给狗……这些礼节有些在今日的餐桌上仍然适用，有些则显得有些繁复。但无论如何，这些食礼都是饮食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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