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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出版专著《尧舜传说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声教所及》《白茆山歌的现代传承史——以革命为标杆》等。
寒食缘起:从地方性到普泛化
历来对于寒食起源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虽然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子推说”和“改火说”两大派,但是其中的纷杂异说又琳琅满目,尤其对于改火与禁火之类的话题意见分歧严重,迄今尚无共识。其实,有关寒食起源的文献资料也就那么多,大家都在这些资料中翻新出奇,提供假说,某种程度上使得基本的文献推断也被淹没混淆了。本文依然立足于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资料,希望在细读文献的基础上,先确立一个从文献中可知的确实论断,以为各种假说建设一个有共识的平台。这一论断便是:寒食节俗缘起于以太原为中心的并州一地,它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性到普泛化的演变过程。
一
目前所知隋唐之前关于寒食节俗的记载,主要就是如下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的11条(其中I虽有两条,因都处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且都很短,故归并为一):
A.桓谭《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
B.蔡邕《琴操》:龙蛇歌者,介子绥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饵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其章曰:“有龙矫矫,遭天谴怒。卷排角甲,来遁于下。志愿不与,蛇得同伍。龙蛇俱行,身辨山墅。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沈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龙伍,惔不眄顾。”文公惊悟,即遣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
C.《后汉书·周举传》: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輙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弔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周斐《汝南先贤传》文字几乎与此全同,乃《后汉书》所本。)
D.魏武帝《明罚令》: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夫子推晋之下士,无高世之德。子胥以直亮沉水,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云有废者,乃致雹雪之灾,不复顾不寒食乡亦有之也。汉武时京师雹如马头,宁当坐不寒食乎?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小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书到,民一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俸一月。
E.西晋孙楚祭介子推文:太原咸奉介君之灵,至三月清明,断火寒食,甚者先后一月
F.东晋陆翙《邺中记》:并州之俗,以冬至后百五日有(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是今糗也。中国以为寒食。又作醴酪,醴煮粳米或大麦作之,酪捣杏子人煮作粥。
G.同上书: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祠神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
H.《晋书·石勒载记下》:(石勒末年)暴风大雨,震电建徳殿、端门、襄国市西门,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太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巨鹿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光对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从不能令天下同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议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勒黄门郎韦謏驳曰:“……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并州复寒食如初。
I.《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二月)辛未,禁断寒食。
(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
J.(东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介绍介子推事迹后)……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淸明节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
K.(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炀、大麦粥。按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之,则雨雹伤田。
上述文献资料A、C、D、E,虽然在寒食节俗施行的时间上颇有差异,但是在空间上却格外分明,都集中于太原郡或并州地区(时并州下辖太原、西河等九郡),毫无异词!资料B没有说明地点,故略而不论。很多人(包括笔者的早年论文)据此确认,寒食节就是起源于太原郡,到了魏武帝时已经延伸至太原之外的其他三郡,显示了寒食节不断扩张的趋势。这样的结论大致不错,只是稍嫌过于坐实了。A、C明言太原郡,只能说明太原一定有,却不能表明太原之外一定没有。曹操的时候明明西河等其他三郡也有寒食节俗,但是晚于曹操的孙楚却仍然只提“太原”一地,可见文献列举的法则,是有相当弹性的。因此,笔者宁愿放宽些说,将寒食节俗归源于以太原郡为中心的并州地区。不过,无论如何,寒食节俗开始时绝非全国性的普泛节日,这是可以断定的,否则桓谭、周举等人何必要带着猎奇或惊讶的心态看待这个风俗呢?假如说周举是因为太原郡冬天寒食一月太过损折而震惊的话,曹操令文中所知仅为春天寒食一日而已,并且历数了施行寒食的很具体的四个郡。作为国家主宰,如果别的地方也有类似习俗,又怎么会对该地的寒食现象如此大惊小怪呢?这一论断在下述几条资料中也将得到反复证明。
大约到了东晋前后,这个节俗显示出了向并州之外扩展的趋势。资料F、G都来自东晋的同一本书,但所施行的时间和习俗上却颇有差异,可以确定的是仍然明确说明该习俗起于并州,麻烦的是并州之外有没有寒食现象呢?资料F说“中国以为寒食”,这话不太好确解,到底意思是“中国把并州的这些食物称为寒食”,还是“中国也把所谓的‘糗’来当作寒食吃”呢?如果是前者,表明寒食还只是并州地方习俗;如果是后者,则表明中国也有了寒食习俗。而资料G又明言北方在子推忌日照样“自作饮食”,这条倒可以更有力地证明寒食开始确实只在并州一地实行,别的地方总是与之对立着说的。
但是资料H的时间也大致在东晋时期,却可以明确判断出寒食节俗已经超出并州一地了。因为石勒“去年禁寒食”后遭灾,结果议论下来,“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普复”二字非常关键,应该理解为“各地普遍恢复”,可见之前所禁的寒食,已经不局限于并州一地了。之后黄门郎韦謏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石勒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并州一地恢复寒食。这条转折阶段的例证,同样也充分说明着并州作为原发地的特殊地位。
资料I是北魏孝文帝的措施,所谓“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意思与石勒相似:介山所在之地可以继续寒食,别处就禁止了。可见除并州之外的北方其它地区也已存在难以禁断的寒食节俗了。资料J说得更分明:“中国流行,遂为常俗。”资料K则说明连南方都已经有寒食节俗了。这几条都在南北朝时期。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寒食在东晋之前,只是以太原郡为核心的并州地方风俗,并非普泛性的节俗。大约在东晋前后该习俗开始向并州之外扩张,到南北朝时期,基本覆盖全国。这样的过程应该是可以明断的了。至于原因,我推测应该与五胡乱华时期人口流动现象剧增以及民族融合有关。
二
在确立了寒食缘起于地方风俗这一标杆之后,学界普遍流行的“改火说”就很有商榷的余地了,因为“改火说”来源于《周礼》、《礼记》等书的记载,理论上说,它应该是全国施行的国家礼制,其前提是普泛性的,它不能作为寒食节俗起源的因由,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对并州寒食节俗感觉如此奇怪了。事实上,与“改火说”相关的资料一共也就如下4条,其中存在着许多难以说通的问题,让我们来重新细读一下:
L.《周礼·天官·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时而以戒。
M.《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军旅修火禁。
N.《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行犹用也,变犹易也。郑司农说以鄹子曰:春取榆栁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随国而为之。郑人铸刑书,火星未出而出火,后有灾。郑司农云:以三月本时昏心星见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故《春秋传》曰:“以出内火。”时则施火令焚莱之时……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野焚莱,民擅放火。
O.《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焚也。谓焚莱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对于这样4条资料,有很多信息值得探究:
(一)关于“改火”
这几条材料中明确在说改火的只有“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这一句话,但是如何理解还成问题,到底是一年四季都必须分别改火呢?还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改火?我们来看关于改火的最早记录,《论语·阳货》曰: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照此说来,改火是每年进行一次,就像谷物一年一熟一样,并非四季都必须改一次。《管子·禁藏》又说:“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但是这两条似乎不能连起来阅读,不能表明每年三月份改火是一种定制,因为前面明明说了“四季变国火”,显然未必一定要在春季,《后汉书·礼仪志上》就记载“日冬至,钻燧改火云”,分明可证。至于郑玄注释中引用的邹衍所谓五季从不同的木料上改火,那是五行家的说法,恐怕是相当后起的了。
因此,关于改火,可以比较确定的信息应该是:早先是一年改一次,但是何时改火并无统一规定。具体到底怎么改,就非常模糊了。
(二)关于“修火禁”和“出内火”
首先,一个非常明显的语序问题被很多人忽略了,在L-O这4条资料中,都说的是“火禁”,根本没有说到“禁火”。这个语序问题是有很大的质性差异的。“火禁”的意思更多是指防火措施,未必一定要禁止用火。而修火禁的时间,主要在春秋二季的最后阶段,这时候正是干燥容易发生火灾的时节。郑注所谓:“火禁,谓用火之处及备风燥”、“野焚莱,民擅放火”等,说得已经非常明显,像烧田这样的活动是要非常谨慎的。关于这一点,杨琳书中说得非常分明:“它既没有不准人们生火做饭的意思,更与钻燧改火风马牛不相及。”
比较麻烦的是“出火”、“内火”到底什么意思呢?所谓“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字面意思是说为了与大火星的出没相对应,人间的用火也要在季春才开始,到季秋就结束,也就是说,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是不能动火的。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显然不可能指食用之火,否则半年寒食,匪夷所思。郑注说是:“火所以用陶冶”,他并以《左传》上的一条理论、一件实事为证。一条理论是襄公九年士弱所言:“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这说得比较抽象,没有明说到底出内什么火;一条实事却很分明,昭公六年三月,郑国铸刑书,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左传》用周正,《周礼》用夏正。此处的三月,相当于夏历正月,时当孟春,不应出火,郑国却铸刑书了,所以最后会得到火灾的惩罚。可见,所谓的出内火,指陶冶之火是要用半年歇半年的。
不过,这个出内火的情况还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些记载表明在该出火的时候却要禁火的,比如《后汉书·礼仪志上》:“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又有记载说季春禁火是为了烧田的,比如O条所示,不过该条汉代以来就多有争论暂不深究。
那么这个“出内火”与“修火禁”是不是一回事呢?照情理上说,陶冶大火,确实比较容易引发火灾,所以看做一事,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既然季秋已经“内火”了,那么仲春又何必专门要为之“修火禁”呢?不是整个半年都禁用陶冶之火的吗?总之,关于“修火禁”与“出内火”,现有资料不多,却很芜杂,难以得出确凿的信息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怎么看,它们都跟民众食用之火无关,所以不能作为寒食习俗的起因。
可是,《荆楚岁时记》的注释就开始把寒食与所谓周制禁火联系起来了:“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朩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通常认为该注为隋代杜公瞻所作,侯思孟在《中世纪早期的寒食节》里指出,这种把寒食与禁火联系起来的观点,是与隋代王劭等人希图恢复改火古制的努力大有干系的。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又与历来学者好古之性非常契合,所以至今依然为人乐道,颇有习非成是之嫌。
有一个疑问必须面对,前引《后汉书·周举传》有所谓“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之语,唐李贤注曰:“龙星,木之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照此解释,似乎早在东汉太原郡的寒食习俗中已经混杂了“子推说”和“禁火说”两种因由了,这也是“改火说”(在这点上也可以称“禁火说”)最有力的证据。但细读原文,却可知并非如此。首先,《后汉书》原文说的是冬天寒食,可李贤注的龙星之忌,说的却是春天的事,二者难以合拍,这或许有版本的讹误(参见裘锡圭先生《寒食与改火》一文的校勘);但从文理上细细体味,在“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这个貌似二说并存的语句之后,紧接着原文就说:“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其后周举革俗,也单单“作弔书以置子推之庙”,始终都只说介子推之事,根本没有涉及龙星。那么所谓“龙忌之禁”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早年文章《寒食节起因新探》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完全可以把“龙忌之禁”当作介子推传说的一部分,当时的相关传说中,经常有所谓龙蛇之歌,就是把晋文公比作龙,所以此处的“龙忌之禁”,可以解作晋文公有所忌讳的意思。但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却提供了一条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按《淮南·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注:‘中国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王氏明确断定此处的“龙忌之禁”只是为了忌讳介子推的亡日。不过查今存《淮南子·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云:“中国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并没有确凿说是“鬼神之亡日忌”,只是含糊地说“鬼神之事日忌”,一字之差,还是大有分别的。王应麟与高诱相去近千年,加上古籍辗转抄录的讹变,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王应麟的解说,尽管这样的解说是我们期待的。但是,《淮南子》高诱注的这条“孤证”提醒我们,或许这是日忌之类术数知识系统的专门用语,如今,随着考古发现了许多日书类文献,本文正可续为之证。
在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中,我们可以择取这样几条秦简文字:
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种之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睡虎地《日书》甲种)
取妻龙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睡虎地《日书》甲种)
五谷良日,己□□□□出种及鼠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子,亦勿以种。五谷龙日,子麦、丑黍、寅稷、辰麻、申戌叔、壬辰瓜、癸葵。(睡虎地《日书》乙种)
祠户日,壬申,丁酉,癸丑、亥,吉。龙,壬辰、申。(睡虎地《日书》乙种)
很明显,上述诸条中的“龙”字,是“良”和“吉”的反义词,而与“忌”为同义词,组词功能也一样,比如上述与“良日”对立的是“龙日”,也可以替换为“忌日”,请看下例:
羊良日,辛巳、未,庚寅、申、辰,戊辰,癸未。忌日,甲子、辰,乙亥、酉,丙寅,丁酉,己巳。(睡虎地《日书》乙种)
可见,在日书的术语体系中,“龙”、“忌”完全同义。至于个中缘由,尚不能晓;被人经常引用的《墨子·贵义》的一段记载,或许能够透露一些消息: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
由此可以断定,《后汉书·周举传》里的“龙忌之禁”,确实只是为了介子推,而与龙星无关。李贤以来的误解,是对于日忌术数语境的隔膜所致。
三
本文强调寒食缘起的地方性,同时也带出了寒食缘起的因由问题。事实上,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所有关于寒食的早期记载,都归因为纪念介子推,无一例外。只是到了杜公瞻以禁火来解释寒食,才开始否定“子推说”,其后力主“改火说”者,均仍其绪余而另加阐发,他们的共同观念是:既然介子推传说不是历史真实,那就不应该成为节俗的缘起因由。
这一点,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里的相关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已经看到了改火的普泛性与早期寒食地方性之间的裂隙,但是仍然主张“改火说”,认为改火仪式时间上有长短之分,“间隙短的地区无寒食,间隙长的地区有寒食”。这样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是很勉强的,为什么只有并州一地改火间隙长呢?难道他们的取火技术特别笨拙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间隙长到要寒食的地步,一定另有原因,并非改火一词可以涵盖。杨琳同时表示:“平心而论,虽然改火说目前还只能认为是一种推测,但它毕竟要比虚构的介推说合理得多。”笔者对此不能同意,节俗的来历未必依赖于历史的真实,民间自有独特的合理性理解,不需要与学者的理性重合。比如七月七乞巧的习俗,现可知的文献表明,它是产生于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传说之后的,可见由传说衍生出节俗,正是民间节俗的常例。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
不过,本文也无意于断言寒食节俗就一定起源于子推传说,它也可能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由,李道和在《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的寒食章节中,就提出了一种“求雨说”的新解,其根基并不比“改火说”薄弱,尽管笔者也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此不赘论。即便笔者早年所提出的“山戎说”,因证据尚弱而无人响应,却也似乎未必完全没有容身之地。
总之,“改火说”、“求雨说”、“山戎说”等等都只是未经证实的假说,在不能证明寒食习俗早于介子推传说的前提下,我们依然无法否定传说与习俗的紧密关系甚至因果关系。但是寒食节从地方性向普泛化发展的历史途径,却应该成为各种假说共同的基点和平台。
这样的观点侯思孟在《中世纪早期的寒食节》里早就有了类似的表达,本文虽然在切入视角以及很多细部与之颇有出入,但大旨却是一致的,故特意引录他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以表达对于先贤不敢掠美的敬意:
目前我们已读到了现存的有关寒食的所有文献,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举行的。但他们提出的日期并不一致,从盛冬到冬至后天,到阴历五月五日都有可能。不过他们清楚的显示了地理上的扩散过程:从太原附近到整个山西省,最后是全中国。寒食节时所吃的食物随各史料的记载及地点而有变异,但是所纪念的对象是一致的。从最早到最晚的记录看来,寒食的目的是要纪念一个当地的英雄人物———介子推。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年02期。（注释参考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