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问题，历来争讼不决、难有定见。但是，如果摒弃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而回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本源来看，战国时期不仅已经出现了小说的成熟形式，而且也出现了有意识的小说创作。
愉悦地游说劝告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中曾提到，在进行文本批评的时候，应当回到中国文化原点。这一观点启发我们，在探讨中国小说问题的时候，也应回到中国“小说”的特有含义去进行阐释。我们目前所用的“小说”概念多受西方影响，距离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小说”概念已有偏差，而这恰恰是造成关于中国小说起源问题聚讼不已的关键所在。这点可以从字源上找到其最初的含义。
首先，《说文》解释“说”为“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说”。即旨在说明一个道理，这是“说”最初的含义。例如在《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又如说卦、说经等。可见，讲明一个道理，是“说”的最初含义。在这一含义的基础上，“说”又引申出“说服，劝说”之义，如《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的“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这里的“说”即游说、劝告之意。同样的情况在《周礼》中亦有出现，如《周礼·太祝》载“六曰说”。注：“以辞责之。”《周礼》中的“说”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类型而被单独列出，其特点便是通过言辞表达批评、劝告之意。
也正是由于这种批评、劝告的目的，所以“说”也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议论”和“谈说”的意义，如《广雅·释诂二》：“说，论也。”清代袁枚《祭妹文》：“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如果前者是从语用上来界定“说”，那么此处便是从语体的角度来传达出“说”的语言特色。
其次，“说”的原始含义中，还有重要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说”在读yuè的时候，还有“快乐，使快乐”的意思。例如《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所采纳的正是“说”的这一含义。
以上是“说”的含义，那么“小说”又应作何理解呢，为何要在“说”前冠以“小”字呢？“小”在《说文》解为“物之微也”。即形式的短小；另外，“小”同时还常常带有某种贬义的色彩或者强调不重要，如指品质不高的人，《诗·邶风·柏舟》：“愠于群小。”《庄子·列御寇》中的“彼所小言尽人毒也”。“小”多指形式不大，或者不重要、不值得一提或带有贬义色彩的内容。如首次出现在《庄子·外物》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与“大达”并列的“小说”，即指这种琐屑的言论。
由上面对“说”与“小说”原始含义的分析，大体可以总结出中国早期“小说”的含义。首先，这与以游说、劝告别人以接受自己的观点的议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说”这一文体，是从游说活动中生发出来的，具有传达道理、表明立场的实际作用。再次，这种语言形式还应当具备让人愉快接受的特点。最后，这一文体不仅形制短小，且在当时并非主流文体，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士人的有意创造
文学自觉始于何时，各家莫衷一是。由于界定标准的不同，文学自觉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定义。首先，何谓“文学”，是否强调情采、是否追求文字华美、是否有意为批评……界定标准的宽严与否往往导致对文学自觉的时间界定不尽相同。而小说产生时间的界定也是如此，如果按照中国“小说”的含义出发，以有意识的追求“说”的效果和功能作为中国小说的重要标志，小说出现的具体时间可以往前推至战国时期，与“说”的原始含义的出现时间相一致。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所言甚是，战国时代的游说风气和智辩之风，为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出现准备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首先，战国时期的小说与游说、论辩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心雕龙》曾提到，善于雕饰的论说文风与纵横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炜烨”是刘勰对“说”的一个重要评价。而产生了最早的志怪小说“齐谐”的齐国，其本身就存在着高谈阔论好夸饰之言的论辩文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汉书·邹阳传》载“齐楚多辩知”。由此可见，“说”的价值在战国时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