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人们口中所说的“国”，并非是指整个国家，而常常是指国都。因此，后人对西周乡遂制度也形成了一种长期的错误认知。很多人认为，“乡”就分布在王都附近，“乡人”则是居住在周王都附近的人，因而也被称作“国人”；“遂人”，则居住在远离国都的偏远郊野，因而也被称作“野人”。
这种说法，看似没有什么破绽，却存在着一个较为致命的漏洞。周王畿六乡内的民众并非职业军人，平时都是“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有战事时才会大规模征兵。如果六乡都分布在周王都周边，当北方戎狄和南方蛮夷入侵之时，怎么能保证王师能快速及时地赶到前线？
针对这一疑惑，现代学者们在研究了大量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后，对乡遂制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西周时，每当王师外出征战得胜，往往会铸一青铜器具来宣扬战功。在这些青铜器上，往往还会铸上铭文来描述整个战争过程。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人们能经常看到“某师“的称号，如“古师”、“炎师”、“京师”等等。
经过深入研究，学者们得出结论，所谓“某”师，通常就是代指这支军队的驻地。虽然很多“师”的具体驻扎地已不可考，但也能大致确定其分布范围：
阑师：出现于“利簋”铭文中，由于“阑”与“管”古声韵都相同，其地望应该为一处，在今河南郑州中牟县（古称管县）一带。
成师：出现于“小臣单觯（zhì）”铭文中，“成”应该就是成周之“成”，也就是今河南洛阳市附近。
朽师：“朽”在康侯所辖区域，康侯很可能是指卫康叔，那么其驻地也应在东土；
牧师：是周王命伯懋父率“殷八师”征讨东夷的出发地，也是全军班师时的目的地，应该属于周东土范围内；
京师：出现于“多友鼎”铭文当中，多友鼎铭文讲述的是讨伐猃狁（犬戎）之事，猃狁分布在陕西以北，所以京师大约是在今陕西彬州市一带；
周师：应该是拱卫宗周镐京的驻军；
……在系统性地梳理分析过后，学者们还发现，这些驻军地与周国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用兵方向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在成周洛邑一带驻扎的各师，主要分布在两个方向：西周初时，以成周东北的商人旧地为主；西周中期以后，转而以成周东南或南方区域为主。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周王室用兵方向相当吻合：周初时，周王室重点是防范殷商遗民造反；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王室将重心转向了征伐淮夷、东夷、南蛮等等异族方国。
驻扎在西土宗周附近的各师，大多分布于周人故地“豳”（又称京）的西北方向，而且多沿着泾河流域分布。这一态势，恰好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周人与西北猃狁等等游牧部落紧张关系相吻合。
青铜器铭文记载的西周军队布局，显然是周王室刻意为之。而且，每支军队的驻防区域大多长期固定，呈点状散布于周王畿的西土和东土范围内。既然王师是由各“乡”士人组成，这种分布就证实了“乡”只分布于周王都附近的认识，其实是错误的。“乡”的设置，是周王室根据军事作战需要而确定，其本质是一种兼具农耕生产的“军事功能区”。[1]正因如此，西周“乡”更应是分布在周王畿内的各个军事战略要点上，而不是集中在周王都附近。
除此之外，人们还有另一个疑惑。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常可见“西六师”、“东八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叫法；而“西六师”又恰好与文献中提及的王室六军相对应。很多学者都认为，青铜器铭文中的“师”就相当于《周礼》中“军”。可问题在于，青铜器铭文中提及的“东八师”、“成周八师”、“殷八师”文献中从未提及过，这又是什么军队？
毫无疑问，“西六师”、“东八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等，都是周王室直属的军队，也是西周时代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些军队既然存在，文献中却没提及，那么只能说明文献的记载有缺失。
很多学者认为，《周礼》的成书是在战国以后，所以很多记载并没能反映西周局势的发展变化状况。早期周王室确实只组建了“六军”，但后来因形势的变化，有不少的“遂”被升格成为“乡”，以组建更多的军队来应对来自各方威胁。历史文献中，确实提到周人在二次东征时曾实施“以商制商”的计划，征召商人来平定商人叛乱，这应该就是“东八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现身历史舞台的原因。不过，《周礼》并没能记下这一变化过程。
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青铜器铭文中的“师”与《周礼》中的“师”等同起来，似乎更加合理。订阅解锁TA的全部专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