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鸡彝作为一种古代祭祀用的祭器。最早对于它的文献记载，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春官司彝尊》，曰：“司尊彝举六彝：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凰之形。”又因《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引起了部分学者訾议，认为新出土文物可以佐证鸡彝器型本身就是鸡的造型，并不像郑玄所述，为“刻而画之为鸡”。
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依据是日本牧方市大门铸造和美国洛杉矶美术博物馆各藏一件铜鸡彝，顶部干脆铸成鸡头，还有河南禹县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陶封口盉（H28:12），其盖作凤形，凤与鸡属于同一类。”邹先生还“辨明鸡彝确是封口盉无疑，其祖型乃出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红陶鬶。”这种观点且不论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值得怀疑，鸡彝与封口盉是否为同物，其祖型是否来源于前文提到两处遗址出土的红陶鬶。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鸡彝和盉、鬶在礼制文化中具有不同功用和类属。《周礼司尊》曰“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汉刘熙《释名疏证》曰：“《说文》云：盉，调味也。从皿和声。”宋吕大临《考古图》曰：“右得于京兆，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径五寸二分，容三升四合，铭十有四字。按盉不见于《经》。《说文》曰：盉调味也。盖整和五味以共调也。洛阳匠获一器，形制类此。《名》曰：单□作从彛。盖为彛陪设是器已，附见于彛属。”董逌《广田书跋》曰：“孔文父?鼎，其制尊单。臩从彞，其制鼎盉与觚皆具。盖宗彞常器也，尊鼎常荐也。其从以享者，随器以名之古人于宗器，其重如此。”从上述引文可以推出：其一、单从“彝”与“盉”的器物功用来讲，其明显存在差异。前者为祭器，用于祭祀；后者为炊饮器，用于调味；其二、彝器应该包括鼎、盉和觚。然鸡彝早在夏朝就被列为六彝之首。这就难免使人产生疑虑，鸡彝是否为邹文所讲的封口盉。《说文鬲部》曰：“鬶，三足斧也，有柄喙。”据相关专家研究，其是生活炊具。目前出土数量，不胜枚举，从外形上来看，有三足，鸟形。“鬶”一般颈部较直，口沿呈鸟喙状。但“封口盉”大多有盖，口相对整个器型较小，器嘴颈部一般较细。如此看来，“鬶”和“盉”之间存在差异。因此，鸡彝和盉、鬶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历史时间上来看，鸡彝和盉、鬶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然郑文未必有贻误之处。鸡彝最早源于“灌尊，夏后氏以鸡彝”，也就是学者时常认为鸡彝出现在夏朝（本文也参用此说）；鬶最早出现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系统第二层出现陶盉和陶鬶。）盉大致与鬶同期。鸡彝被记载，是在《周礼》之中，但鸡彝被发现最早图绘模样文献应该是东汉郑玄所著《三礼注》中记载样式。东汉与夏朝时间相差近多年。在这段时间中，笔者无从得知在此之前鸡彝是以什么形状。但从客观上来讲，它不会是盉或鬶的模样。能够如此断定，原因之一，动物像生造型青铜器在商朝以后才比较盛行。原因之二，夏朝是农桑社会，崇尚图腾，把鸡形绘于器壁极有可能。引宋静观点认为“夏、商、周各朝将薏苡文化的代表卣（酉壶）、彝（鬶盉）做为重礼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甲骨文开始主要用鸟形图来描述“彝”的造型虽然有其形态学的原因，但主要是商灭夏以后既有继承先进夏文化的需要，又有排斥夏文化图腾的目的，这种对夏文化实质的敬仰和形式的贬黜造成商代对甲骨文“彝”字从内容和造形上加以歪曲和改造。周以后力图拨乱返正但木已成舟，这就产生“彝”在金文中造型繁杂的局面。后人对这些原因不甚了了，大部分人在“彝”字解释上缄默如金，许多人望文生义有不少笑话产生。”不言而喻，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商灭夏之后，对于鸡彝做了一次样式上的重新调整。只是时间距今较长，后人无从得知上述详细情况。因此，部分学者对鸡彝就产生了种种推测。
从鸡彝、盉和鬶出土状况来看，出土像鸡型盉、鬶并不多见，倒是鸟型盉、鬶不少。如果就此把这种出土鸡身盉断定为鸡彝。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首先，郑玄著《周礼》既有“六彝”之说，其中包括鸡彝、鸟彝。显然，这两种彝器不能被视为是同一种礼器。这种观点依据是鸡形器物在汉代也还在沿用，其特征不符合文献上描述的特征。其次，鸟形盉、鬶出土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一带较多，甚至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鸟形封顶盉的演化过程。同时也不难发现，这些器物都是鸟形器，与鸡彝的关系不是太大。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断定封口盉即是鸡彝。图1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鸡彝图2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鸡彝舟图3河南历史博物馆藏白陶鬶图4商妇好墓封口盉（酒器）图5山西太原赵卿墓出土的鸟尊图6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碧鸡二郑玄为《周礼》注疏，其后又编纂《三礼图》。《三礼图》在郑氏之后，被视为礼学权威书籍。参照或引用这本书籍的历代学者不在少数。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刘熙《释名疏证补》、杨雄《方言笺疏》、赵岐《孟子注疏》；晋陈寿《三国志》、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南北朝范晔《后汉书》、萧统《文选》；唐王经《大唐郊祀录》、魏征《隋书》；五代刘昫《后唐书》等。至宋代以后，聂崇义对《三礼图》做了重新校正，就出现褒贬不一的观点态度。批评者认为《三礼图》存在问题。宋欧阳修《集古录》卷一载：“右钟南古敦铭，大理评事。
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钟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尊敦之文，遂以为敦尔右集本。”元陈栎《定宇集》载：“前后用六幅也，又证之《三礼图》。古朝祭之服，未有衣前不攙一幅者，况经文唯曰：裳十有二幅耳。”明唐顺之《荆川稗编》载：“聂氏《三礼图》亦谓餙以牛牺之为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为翠、为凤、为牛。曰全牛，曰画牛，曰负，曰凿，曰餙。”清后也对于《三礼图》讨论不绝于耳。郑玄著《三礼图》未见原文，故参考北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原文如下：“鸡彝，受三斗，宗庙器，盛明水。彝者，法也。
言与诸尊为法也。臣崇义先览郑《图》形制如此。案旧《图》云：‘于六彝之间，唯鸡、鸟、虎、蜼四彝皆云刻木为之。’其图乃画鸡、凤、虎、蜼四物之形，各于背上负尊，皆立一圆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炉状。虽言容受之数，并不说所盛之物。今见祭器中有如图内形状，仍于鸡、凤腹下别作铁脚距，立在方板为别。如其然，则斝彝、黄彝二器之上，又何特画禾稼、眼目以饰尊乎？形制二三皆非典实。又案《周礼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后郑云：‘谓刻而画之为鸡、凤皇之形，着于尊上。’考文审象，法制甚明。今以黍寸之尺依而计之．口圆径九寸，底径七寸，其腹上下空径高一尺，足高二寸，下径八寸。其六彝所饰，各画本象。虽别其形制．容受皆同。”
从上述引文中来看，“于六彝之间，唯鸡、鸟、虎、蜼四彝皆云刻木为之。”若文献如聂氏所论，鸡彝由木头刻制于尊，今不见实物是有立论依据。按此论在推下去，则郑玄说法也没问题。“今见祭器中有如图内形状，仍于鸡、凤腹下别作铁脚距，立在方板为别。如其然，则斝彝、黄彝二器之上，又何特画禾稼、眼目以饰尊乎？形制二三皆非典实。”那么，依聂氏所言推论。鸡、凤腹下面按上脚距的祭祀礼器极像邹文中所讲的封口盉。但这种礼器是不是鸡彝，有待考证。反过来推理，斝彝、黄彝二器分别画有禾稼、眼目。以此也可以证明鸡彝应该是“刻而画之为鸡”。聂氏引经据典，详审细究，根据郑氏的记载，得出鸡彝如图1所示。从图得知，聂氏所认同鸡彝类似于尊，较尊比起来，形态和容积相对较小，但鸡彝与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之间关系是“别其形制，容受皆同”。如此看来，鸡彝应与另外五彝器之间，只是在彝器表面的装饰上略有不同。当然，从后代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窥探出这一点。清姚振宗《二十五史补编》中载：“本非尽出郑手，自然多失郑意，亦不得以此，易唐前旧说也，特今聂《图》中，唯鸡彝及舟是遵据郑《图》有明文可见，其他皆无从甑别矣。”由此证明，聂氏编撰《三礼图》中所绘鸡彝与郑氏鸡彝在形制上问题不大。
上述解释对于鸡彝就是“刻而画之为鸡”的祭器似乎看起来过于牵强。难免会遭到部分学人的批评，有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症结所在就是出土类似于像鸡体形的器物。要把这种器物与鸡彝区分开来，还是要的有相关证据支持。像生造型的器物在中国存在由来已久，地域分布也很广泛。从早期的岩画、雕刻中，不难发现这些动物的形象。先人有意识去认识、去描绘自然中存在的动物形象，在参照主观的意志，进行创作，应该是出于对某一动物的崇拜。如中国东方濒海地区发现较多的鸟形器，认为这个民族就是崇鸟。现代学人根据现出土文物对古代社会文化进行推测，得出结果是否都符合古代社会文化特点，很受质疑。笔者认为文物只能给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佐证，但不能加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这样难免会犯错误。单靠文物，会使历史研究陷入窘境。同时对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很难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能够给出合理解释，还是要靠文献与出土文物的合力作用，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鸡彝与鸡形器的关系所在。《夏小正启蛰》云：“雉震呴。震也者，鸣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古人以敬天德，取雉鸣如雷鸣，作为通神中介。可以确认是先人对天的崇拜，对鸡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崇信。这在其他的动植物纹饰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先人在礼器上很难见到对日、月、星等描绘，但先人总会寻找到办法，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天、地、人之间一种平衡调和的关系。那就是把自然物象看作通神的中介物质。因此，鸡彝出现，并非偶然之作。它是古代先人一种神化鸡的现象，正如《周易》所言“立象以尽意”。三先人对鸡崇信由来已久，鸡自当有许多别名。《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称为翰音；南朝宋袁淑《鸡九锡文》：“今以君为使，持节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以扬州之会稽封君为会稽公，以前浚鸡山子为汤冰邑君。”称为会稽公；晋葛洪《抱朴子登涉》：“(山中)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清李元《蠕范》卷七：“酉日鸡自称将军。”称为酉日将军；北齐刘昼《新论类感》：“太白晖芒，鸡必夜鸣；火精光盛，马必晨惊；鸡为兑禽，金为兵精。”称为兑禽；汉《韩诗外传》卷二：“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勇也；见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有此五德，君犹日沦而食之者何也？”称为德禽；《隋书礼仪志二》：“明山宾议樽彝之制，春祠夏礿裸用鸡彝、鸟彝。帝曰：‘鸡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于义为疑。’”成为金禽;汉班固《幽通赋》：“巽羽化于宣宫兮，弥五辟而成灾。”称为巽羽;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欧阳询《艺文类聚》有为禽兽九锡，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者。”称为稽山子。鸡既然有如此多的美名，可见先人对于鸡的尊崇。因此，鸡彝应出自于先人对于鸡的崇拜。
鸡彝最早缘起在《礼记明堂位》中载：“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聋，周以黄目。”郑注：“夷读为彝”。至郑以后，就沿用郑注。后郑为礼注《三礼图》，认为有六彝之说，鸡彝也同属于六彝，并列居榜首。郑氏认为鸡彝形状是“刻而画之为鸡之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鸡彝就是鸡形礼器。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理清思路最为重要。“鸡彝制度来源于鸡血祀神风俗，故夏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春季和东方太阳的崇拜、对自然生命的崇拜、对鸡和翟雉类鸟的崇拜。”既然对于天地自然精神的崇拜，这就没必要围绕在造型上下功夫。但近代考古发现却不以为然，认为郑玄孤陋寡闻。近代出土古代鸟形器较多，有些学者就围绕这个大做文章，认为郑氏荒谬至极。例如，冯亦吾认为“司服之官，所司之服冕，皆绘之以章，是服常宝物，无不绘也。汉唐诸儒，多以尊彝——如鸡彝、鸟彝、牺尊、象尊、为刻书此种禽之象于尊彝之上，后世宝物发现，证其误解。”这些出土礼器都是什么年代的呢？是否就是上述要查证的尊彝呢？还是好事者所为以混淆视听呢？我们值得进一步做研究。毕竟年代久远，容易造成对礼器的错误认识。下面不妨可以进行一次实证性的推理，这或许可以揭开其中的答案。由于篇幅，笔者只取一件典型礼器进行推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鬶，形制较为特殊，可以作为范例。《说文》载：“三足釜也。有柄、喙。读若妫。从鬲，规声。”。《广雅释器》载：“鬶，鬴也。”这种类型的器物主要的特点是有三足、柄、喙，最能引起学者兴趣是这个器型整体，具有鸟形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其与鸡彝有一定渊源。证据就在鬶的三足和喙上。但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这就是鸡彝渊源的话，那么鸟彝渊源又在何处。有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鸡、鸟属于同科。这种解释在常识上来看，甚为合理，无可争辩。但如果还原历史语境，这种结论明显存在纰漏。《周礼春官小宗伯》载：“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将。”；《司尊彝》载：“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酢)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周礼天官幂人》载：“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如此看来，六彝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种礼制形式之一。按照常理，对于重要的礼制形式，古人应该继承比较完整，中断的可能性不大。二里头惊现如此多的鸟形器白陶鬶，笔者断定，这些土陶鬶或许只有少部分作为祭祀用物，较大数量是出于生活之用，与生活紧密联系。就此能否反映出一个对鸡崇拜或信仰呢？这可能或多或少有一定联系。中国最早图腾应属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彩陶上的图腾，其中鱼纹是其常见图腾之一。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例证。从中也可以得出，早期图腾不是以器物造型为特征的崇拜。二里头白陶鬶也是一样，它只是当时的一种食器，应该很少充当祭祀用物。放于墓中，只是作为一种生活象征性的陪葬。又如，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白陶鬶，说明汉代仍沿用。这样来讲，郑玄应该见过陶鬶。其《三礼图》中鸡彝不会混淆视听。四夏侯氏用鸡彝，是否为郑玄所描绘的象形，还需要辩证去研究。夏朝至汉朝，未有鸡彝这种提法，只是到了东汉郑玄才使用这个词语。周卜商《子夏易传》卷六中载：“翰音为鸡巽之象也，以其阳物巽阴而无力飞必鸣也，登于天，何可久乎。”师曠《禽经》载：“顾野王《符瑞图》曰：鸡趣王者有德，则见首翼。赤曰丹凤，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阴翥，黄曰土符，别五采而为名也。”春秋战国韩非《韩非子》卷十一载：“郭门之外而理之衅之以鸡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列禦寇《列子》卷三载：“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鸡无敢应者反走耳。”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载：“玉旂旗名交龙为旂载者，若今之鸡翘车是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载：“王氏之权自凤起故于凤始受爵位，时雄鸡有角明视作威。”从文献可见，汉代以前先人对鸡进行尊崇，但后来鸡也逐渐转向生活化。比如，鸡犬相闻、鸡鸣狗盗、牝鸡司晨等新词汇出现。最后，干脆把鸡作为食材。“彝”见于周鬼谷子《李虚中命书》卷中载“以吉德善辅，行道而不乱典彞，行令而不殺戮，惟以正道，尊严天德。”；春秋战国孟轲《孟子》卷五载：“犹《洪范》曰：彞伦攸敘，谓常事所序也。”；荀況《荀子》卷十二载：“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帅旧典者，为之宗。”；秦朝未见对于彝的记录；汉朝对于彝器的记载也不胜枚举，比如班固《汉书》、孔安国《尚书》、司马迁《史记》等，都对彝器有所记载。从上可以窥探，鸡彝在汉朝之前，应该无此名。如此道来，鸡彝应是在东汉时才被引入著述中。
鸡彝始于东汉郑氏注《周礼》，后被多种典籍沿用。这才使得今天能够见到相关文献对于鸡彝的记载。按郑氏著述以及据后代人的引用，鸡彝“刻而画之鸡”一说没错。相关文献可以提供证据来证明鸡彝不是鸡的造型。
《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周以黄目”。据此文献，夏后氏用过鸡彝。其又是何许人也。列禦寇《列子》载：“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夏桀、殷纣、鲁桓、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而众人守一状以求至智，未可几也。”班固《白虎通》卷三下载：“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谓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夺，孝子之心也。殷人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九载：“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祔怀袍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通过上述不同时期的文献可以得出，夏后氏既有凡人特性，也有神人属性。但有一点值得重点推敲，即夏后氏用“明器”而不用“祭器”。“明器”按荀况《荀子》卷十三载：“略而不尽，?而不功，趋舆而藏之，金革辔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王曰：‘诸侯皆有以填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对曰：‘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荐彝器。”汉刘熙《释名疏证补》卷第八载：“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涂车，以泥涂为车也。□灵，束草为人马，以神灵名之也。”
上述所讲明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死人陪葬用品；另一类是，诸侯受封所得礼器。夏后氏主要用的是礼器。原由有三：首先，相关文献记载，夏后氏“赏而不罚”。其次，夏朝使用明器和商代祭器也不能看作是同一类礼器。夏朝强调“忠”字，强调自律精神；商朝强调“敬”字，强调敬畏之心。再者，夏朝明器应该是饰以器物表面，并非造物之形。上面列举材料可以看出，不在赘述。
上文对于出现“刻而画之鸡”进行了阐述。那么，出现器型本身像鸡的礼器该怎样解释？商朝之前，鲜有精美的像生造型礼器。在商周同一时期，各地都惊现具有华丽装饰为特征的像生造型器物，这并不是偶然。其是由不同历史时间段礼制表现方式和礼器规制产生变化而造成。笔者认为夏朝使用是以图像形式为代表的礼器机制，在它以后，就出现了转化。例如，夏侯氏用明器，殷商人用祭器，周人则两者兼之。这一明显变化，最高表现为春秋战国。其中不乏有鸡身造型礼器，却被现今的部分学者视为鸡彝，认为古代文献记载有误。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因区区几件文物，就去断定几千年来的古代文化。否者，就会贻笑大方。（作者：易善炳）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grrz/76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