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下的君子之战致师陷阵贵族的勇悍与优雅

周代的礼法实则是一种规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约束人们的行为。如今再看,也许大多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不得不承认,直到战国真正“礼乐崩坏”之前,有些固守礼法的人文精神是令人神往的。尤其是最为泯灭人性的战争中,依然强调以礼治军虽然让今人觉得有可笑之处,但其时之人不讲究“兵者诡道也”、对于正义、仁和勇气的执着也令人钦佩不已。《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是关羽的高光时刻,斩是突出了他的勇猛,而酒尚温一饮而尽则带了一些从容潇洒的味道。在春秋时还有更从容的勇士,三人驾战车冲入敌营,斩人头后脱围而出,返回途中,面对汹涌的追兵,竟然一路优雅自若地弹起了琴。这就是先秦时期独有的挑战方式:致师。战争礼下尽显贵族的勇悍与优雅。当然,前提条件是双方都遵守这种战争之礼,不然,若为今人所观,谓之傻子是也。比如被后世嘲笑千古的“宋襄之仁”。西周春秋时期不可思议的战争之礼周礼通常说的是仪式,但通过隆重而繁琐的仪式也给人们的行为划上了条条框框,也就是衍生出来的必须遵守之法。军礼是周礼的“五礼”之一,当以礼为中心的亲亲、尊尊统治秩序受到外部或者内部的挑战时,就需要靠战争来解决了。《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军礼同邦国”,就是“同谓威其不协僭差者。”(郑玄注),简而言之,打到你服。不过在“礼”的束缚下,周朝乃至春秋时期的战争都是有限战争,是为了维护“礼”的正义之战,而不是为抢占地盘或者人口物资而战。有一个国家特别有意思,就是蔡国,战国之前,被各国反反复复打过数十次,还复国了四五次,结果一进入人心不古的战国时代,直接就被楚国生吞活剥了。也由此可见西周乃至春秋时期,因为诸侯国之间都是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而以此为基础诞生的“礼”融合了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也随之产生了战争双方一体遵循的、包含政治和伦理属性的战争规范,规定了战争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也就是今人所谓的战争法。这种周礼下的战争法几乎包含了所有战争中必须遵守的礼仪仪式以及行为规范,现在看,有些规定确实很可笑,比如打仗时还要看对方身份,如果不小心在战场上遇到敌方的王侯,那还必须得停下战斗向人家施礼致敬。晋国在和楚、郑联军的鄢陵之战中,晋卿郤至在战场上三次追杀楚国士卒,结果三次都看到楚王,“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不仅停下来,还脱去甲胄施礼。结果当时人评价郤至,说他有勇又守礼。按照《司马法》规定,打仗各个阶段都是有章程要遵守的。比如不能在农忙时作战,不能在冬夏时节作战,对方闹饥荒和瘟疫时不能作战,对方有丧事时不能作战等等。整体体现了周礼提倡的孝、德与仁。而这正是先秦时期的所谓贵族精神。武王伐纣尚父致师西方影视剧中传达给中国观众的骑士精神,记忆犹新的就是两个罐头人对撞。这种单挑或者斗战在我国自然也有,脍炙人口的各类词话评书中,尤其《三国演义》中的这种描写最为让人热血沸腾。而在历史现实中,热兵器出现之前,武将单挑屡见不鲜,史书中最喜欢单挑的是在混乱的五代十国时代。若是往前追溯,单挑的鼻祖应该是西周春秋时期的“致师”,只不过“致师”是用的战车,最少也要三人出战,所以不能说是单挑,但在炫耀勇武、鼓舞士气上,目的性是一脉相承的。最早出现的“致师”勇者竟然是姜尚老人家。《逸周书·克殷解》:“陈(阵)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那么何为致师?郑玄注解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姜太公虽然没有打神鞭,但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这勇悍可一点不含糊。玩光荣版《三国》游戏的朋友大都知道一个词“一骑讨”,就是单挑,而骑兵还没大放异彩的时代,负责向对手发起挑战的致师则是用的战车。战车作战,至少需要三个人配合,驾车的一位是必须的,还有就是车右边持盾与戈负责近战的,另一位就是位居车左,挟弓远射的。《左传》中,通过晋楚邲之战中三位楚国勇士的话总结了一下“致师”的作战方式。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这三人中,许伯是御者,他说致师的御者要让战车上的旌旗擦过敌营的壁垒才算成功。乐伯是负责远射的车左,他说自己不仅要射杀敌人,还要替代御者操控缰绳。这时候御者要做什么,竟然还要下车去整理一下马的护颈甲。摄叔是车右,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杀入敌营之中,或者砍掉敌人的耳朵(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或者抓一个俘虏回来。三人的一番话,使得致师者的勇猛以及嚣张跃然纸上。勇士的优雅风采现在看起来很容易遭雷劈《左传》记载的“致师”之事,还有一件让旁观者看着都觉得这两位太能装了,而今人不能理解的或许正是古时为人称道的贵族精神。这一次敌我双方还是晋和楚,不过发难的改为了晋国勇士。公元前年,晋楚会战于棘泽,距离上一次的邲之战过去了差不多五十年。为了一雪前耻,张骼、辅砾这两位晋国勇士“致师”楚军。不过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晋国没有一个勇气与技巧足够的御者来驾车。没办法只好向郑国救援。郑国就派出了宛射犬。结果又出了个插曲。因为晋国比郑国大不少,所以郑国的高官劝告宛射犬说别想着和他们平起平坐。一腔血勇的宛射犬当然不买这个账,说,在战车之上,御者的地位和左右车是一样的。只能说他太天真,进了晋营,张骼、辅砾果然没把他当回事,两人在帐篷里吃饭,吃完了才让宛射犬单独在外面吃。敢独闯敌营的哪个不是对勇武极为自负的,宛射犬就在战车冲向楚军阵营的时候开始使坏。张骼、辅砾一开始是各乘各车,快到楚营了才上了宛射犬的战车,然后就很优雅从容地拿出琴弹起来,结果宛射犬也不打招呼,直接就来了一个加速度,本来没有准备时间的两人也不慌张,从袋子里拿出头盔戴上后就跳下车直扑楚兵。这两位确实是勇士,抓住楚军一扔,一捆,然后夹在腋下。致师任务算是完成了。可是宛射犬一见两人无碍,直接驾车就往回跑。这两位见机得早,不知道是不是轻功了得,反正是都跳上了战车。追兵肯定是有,两个人居然还都善射,逼退楚军后,这两人大概是意犹未尽,竟然又坐在战车后边的横梁上弹起了琴来。《左传》这短短几百字,将致师勇士的勇悍和风雅显露无遗。现在人讲话,装是要遭雷劈的,所以致师绝对是个危险的工作。《左传》记载了几个失败的例子,居然还都是晋国人。“晋狼瞫,既阵,以其属驰秦师,死焉。”“齐国观、陈瓘救卫,得晋人之致师者。”三个人单挑一支军队能打还被称为君子项羽的勇武自不必说,秦末无能与其并肩者,史载他也想过单挑,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当然不傻,但也不能说项羽太天真,因为两人出身不同,项羽好歹算是贵族出身,而刘邦就是一布衣。当然,致师不是单挑,因为单挑是将对将单打独立,而致师属于是三个人独闯敌阵,单挑一群人。周礼下的战争法是双方都对等承认的规则与理念,君子之战实则也是贵族的规则。因为西周、春秋时期,参战的都是“国人”,国人虽然是平民,但是都是与诸侯们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亲缘关系,所以绝无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之说。致师的勇士更是贵族,前面提到的楚国和晋国的勇士,都是大夫,郑国的御者宛射犬不仅是大夫还是公孙。与晋国作战时,齐国更是有一名上卿出手,此人名为高固,上卿地位多高呢,就是征战时,与齐国君同车,位于车右。他与前面几位不一样,这位可是一个人驾着战车致师,更猛的是他不用兵戈,而是用大石头砸死了晋军,抢回了一辆战车,还围着齐军阵营跑了一圈,可谓大大激发了己方士气。但即便是看似猖狂的致师之举,但是因为出战者的勇武和优雅,也并不为敌人所过于痛恨。前文提到的楚国那三位,从晋营逃出后,晋军一直追,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但最后他只剩下一支箭了,而晋军仍穷追不舍。这时候战场上突然有一只逃懵圈了的麋鹿,乐伯就一箭射死了这无辜的小动物。随后让摄叔将麋鹿献给了追击的晋将鲍癸。摄叔说,“献上这头麋鹿给您的随从们加个菜。”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左传·宣公十二年》鲍癸于是阻止了部下再做追赶,说,“车左擅长射箭,车右又能说会道,都是君子啊。”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随着代表着血缘宗法等级制度没落的礼乐崩坏以及战争目的与方式规模的变化,加之骑兵与弩的出现,致师逐渐退出了舞台。何止是致师,周礼约束下的战争法也一样沦为历史尘埃。堂堂正正之师终不敌诡道之兵。但是致师虽然终结,可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单挑斗将还延续了下去,更是因为其勇悍豪迈之感而在小说中突出刻画,并流传开来。参考资料《左传》《司马法》《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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