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医院排名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41101/g2ue649.html在春秋时期，周天子只是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存在，对各诸侯国已无实际的统治能力；但周礼制度在各诸侯国中依然有着长远的影响力，作为周礼制度中较为重要的婚姻制度，也就对周王室权威覆盖的地域保留着一定约束力。同时，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特点，使各诸侯国出于外交手段的需要，对传统婚姻制度进行了变革，而女性作为政治联姻中的主角，其传统婚姻观念必然会因此受到冲击，再婚现象频见于史册。另外，在一些区域内，还存在着原始婚俗的遗留，这种原始婚俗在周礼制度和春秋时期社会形势的双重作用下，也让春秋时期的女性再婚现象呈现出不同区域的多样性。周礼中的宗族制度，其目的是出于对本宗族的利益维护，这种由维护本宗族利益到维护本诸侯国利益的转变，造成了春秋时期女姓在男方家族内的再婚现象。从西周初期大量分封同姓诸侯就可以看出，周礼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维护姬姓宗族的整体利益。这种整体利益就包括维护周王室的统治稳定、确定土地人口等财产的集中归属性等，反映在婚姻中女性的地位，就是女性对于男方的集中归属性。比如周天子的“九嫔”、“世妇”制度，以及诸侯的“一娶九女”制度，等等。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周礼》）诸侯一聘九女。（《公羊传》）多名女性与同一男性确定的婚姻关系，以及周礼中对女性婚前婚后的道德约束与行为限制，充分证明了女性是附属于男性的存在，可以视为是男性的另一种财产。比如到了春秋时期，还将陪嫁女性“媵妾”的数量之多或队伍之盛，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财产炫耀。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诗经·卫风·硕人》）这是描写齐国公主庄姜出嫁时，陪嫁到卫国的那些媵妾，她们的身份，是庄姜的妹妹和姪女。陪嫁到了卫国后，她们也就都成为卫庄公的“财产”，归属于卫国。既然被算作另一种形式的卫国个人财产，她们的人身自由也就受到限制，就要服从于传统礼法的约束。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礼记·曲礼》）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诗经·邶风·泉水》）在这些记载中，都对女子出嫁后的言行举止做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对于回娘家的要求，非常严格，齐国的文姜嫁到鲁国后，就是因为频繁地回齐国娘家，引来了大量非议。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在延续周礼制度下这种女性附属地位的同时，出于维护本国地位、建立战略同盟等需要，将女性作为政治联姻的重要媒介。出于这样的目的，诸侯国就对周礼制度下的婚姻观进行了挑战与改变，这个时期的女性再婚现象，往往是为了本国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出于女性的自主意愿。例如秦穆公将女儿怀嬴改嫁给晋文公重耳，而怀嬴原来的丈夫晋怀公圉，是重耳的侄子。也就是说，伯父娶了侄媳妇。晋文公如秦，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左传》）秦国与晋国之间的这次再婚，是秦穆公谋求对外扩张的需要，他想通过与晋国建立起世代联姻的亲缘纽带，来巩固两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为秦国的强大提供有力外援。重耳娶怀嬴，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借助秦国的力量而回国即位。正因为怀嬴有了秦国的政治资本，所以，虽然她是以再婚的身份嫁给重耳，但她在丈夫面前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重耳也丝毫不敢轻视她。奉也活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左传》）怀嬴侍候重耳洗手，重耳洗完手后，没理会旁边的怀嬴，将湿手随意地甩着。怀嬴当即就和丈夫发飙了：“秦国和晋国的地位相等，你有什么资格如此轻视我！”再看重耳的表现，“惧”到什么程度呢？脱了上衣把自己囚禁起来，以示赔礼道歉。怀嬴在圉、重耳家族内的再婚，完全是出于秦、晋两国的政治需要，同时由于有娘家的实力保障，所以使得怀嬴在再婚后保持着非常高的家庭地位。如果是在西周时期，这种再婚现象就不会发生，再婚后的妻子，也不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原始群婚习俗的遗留和周礼制度下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让女性在再婚中处于被动地位。在母系氏族社会形态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也就没有了姑姪这种关系和称谓；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在父权主导的群婚习俗遗留社会环境下，多女共夫的现象与姑姪关系的出现，就酝酿出西周时期姑姪共夫的特殊婚制。诸侯一取（娶）九女，象九州岛，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独断》）同时，父权家长制的原始管理方式遗留，也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婚俗造成了深远影响。在家长制的管理方式下，出于对家族内财产的保护，当上一任家族长死后，下一任家族长，就会继承所有财产；这些财产，就包括上任家族长的妻妾。在春秋时期，对于儿子娶父亲妻妾的现象，有多处记载，比如卫宣公死后，他的妻子宣姜再婚，嫁给了卫宣公的儿子公子顽。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左传》）公子顽就是后来的卫昭伯，让宣姜嫁给自己的庶子公子顽，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违反伦理的，但宣姜的哥哥齐襄公还是强压着促成了这件婚事。从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卫国对齐国的依赖性。当时的卫国国君卫惠公，要依靠齐襄公的力量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不敢违背舅舅的命令。不但是卫惠公、公子顽在开始时反对齐襄公的做法，可以推测到，宣姜也是不同意这种违反伦理的婚姻，所以才有了齐襄公的“强之”，宣姜的反对声音是被忽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家族长继承制遗留的婚俗，在春秋时期依然受到广泛认可，宣姜与庶子顽的再婚，在卫国贵族中受到了礼法承认与保护。这一点，从宣姜与卫昭伯所生子女的地位就能体现出来：两个儿子都成为卫国国君，两个女儿都嫁给其他国君，而且是正式夫人；由此也能看出，宣姜的这种被动式再婚，在当时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普遍存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让周礼制度约束下的女性在再婚中呈现地域差异性。在以周天子为最高权威的宗法制度下，为了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族利益，对婚姻中发挥着繁衍子孙后代、合好两姓家族等作用的女性，作出了许多限制。比如男子休妻的“七去”规定，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要遵守的婚姻红线：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大戴礼记》）虽然也有特例，可以在生不出儿子的情况下也不允许休妻，但只存在于天子、诸侯之正妻这些极少数情况：天子诸侯后夫人，无子不出。（《易·同人》郑玄注）从“七去”诸多情形中可以看出，男子在婚姻中是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不孝顺父母、与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盗窃等休妻的理由还算充分，但有些理由就显得牵强，比如“多言”，这种尺度就不好把握。男性在主导婚姻关系中的绝对权力，在春秋时期依然存在，特别是以两国政治媒介出现的女性，结婚、离婚、再婚的选择权，都不在自己手中，而是受到两国力量对比这一重要因素的限制。比如“蔡姬”的再婚，就受到了齐国的干预：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左传》）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史记》）齐桓公因为蔡姬的淘气，把她赶回了娘家蔡国，看起来有些小题大作；蔡国对齐桓公的做法很生气，干脆就把蔡姬改嫁了。齐桓公大怒——我这里还没说正式断绝夫妻关系呢，你那里就敢自作主张改嫁，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因为这件事，齐国大军直接杀到蔡国，把蔡国狠狠教训了一顿。因为女性的再婚，而引发了一场战争，可以看出再婚所受到的严重限制。但如果背后有强大的实力支持，女性也能打破周礼的约束，以各种手段实现再婚。比如还是与齐桓公有关，但因为与齐国缔结婚姻关系的，是比蔡国强大许多的晋国，齐女在晋国的再婚，却被齐国所认可。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左传》）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史记》）齐姜一开始是嫁给了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又改嫁给了晋武公之子晋献公。这种儿子娶庶母的婚姻，不但没有受到齐国的反对，而且还得到了晋国的高度认可，齐姜与晋武公所生的申生被立为太子，齐姜自己的身份也是晋献公的正式夫人。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周王室实际统治能力趋于衰退的客观形势下，周礼制度对各诸侯国的约束力也相应减弱，用以维系宗族关系的传统婚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各诸侯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对外扩张等目的，对周礼制度中的婚姻制度进行了选择性的延续与变革，女性作为各国政治联姻的主角，必然在此过程中受到直接影响。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女性的婚姻状况，依然要服从于各国的政治需要，她们的“被离婚”与“被再婚”，不是以个人意愿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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