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和“士”阶层的兴起。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为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士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他们从贵族到平民，反而得到了思想意识自由发展的空间，也以私学的形式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士原为宗法贵族最低等级，身通六艺。礼崩乐坏后，游散于民间。开创私学，同时又是思想家，形成不同学派。
稷下学宫养士之风与稷下学宫。战国时期，也是士阶层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获得巨大提高的时代。当时各国为了兼并战争的需要，都积极招揽人才，这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具备不同才能的士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养士之风最盛的莫属于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规模很大，能容纳数千名学生在此学习，为促进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百家。士阶层的发展及其独立、自由之意识的觉醒，为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战国时期，思想约束的减少及学者独立精神的增长，致使在思想界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当时号称“百家”。不过，当时大抵持有独立见解的个人或若干人，都可称为一家，因此这里所谓的“百家”，不能完全都看成是相互独立的学术流派。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这些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分别提出自己见解和主张，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
西汉初年，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曾将战国时期的主要学术流派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大学术派别。到了西汉末年，刘歆著《七略》，则将战国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十家”中除去属于文学范围的小说家，又可以合称为“九流”。“九流”之中，纵横家讲合纵连横，农家提倡“君民同耕”，研究农业技术，杂家则杂采各家学说。因此，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体系并学说完整的，实际上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美国的伯恩斯和拉尔夫什编的《世界文明史》指出：“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占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相互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反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晚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计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这种极富哲学思辨的评述，对于理解东周以来诸子学术文化是有启迪意义的。诸子们对世界是什么，历史向何处去，人类如何生活，以及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如何解答等，各自作了独特的回答。
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老子与道家。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现存《老子》一书，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材料。在仅有余字的《老子》中，阐述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自然观上，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而以“德”为事物的特性，认为道产生天地万物，并决定着万物的存在发展及其具体持征。在认识论上，首倡直觉主义的认识方法，反对一般的感官活动或思维作用，认为“其出弥远，真知弥少”，主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认为关门闭户，静观体验便可直接认识世界的根本原理。这是对直觉认识作用的夸大，有神秘主义色彩。老子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以“反者道之动”的论点肯定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提出了如何利用矛盾转化的理论，他的学说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政治方面，老子反对统治者的苛暴，主张以“无为”治国，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还揭露了统治制度的道德虚伪性和欺骗性，指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推祟保守落后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向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主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种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立场观点，既有反抗强权统治的进步性，又有狭隘守旧的落后性。
道家学派的发展：老子创立的道家，分化改组，成为一个足以与儒、墨显学相抗衡的学派。齐国的稷下之学，把道家创始人老子向齐国等奉的始祖黄帝结合起来．称为稷下黄老之学。午长沙马工堆汉基出土的帛书中，大批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
庄子（庄周）梦蝶图真正发挥老子思想的是庄子。《庄子》一书多为哲理寓言、主张率性、适己，在文采斐然的汁洋恣肆中展现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源，是不可知的，是非是难以分辨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是他的名言，在庄子看来，世俗的见解如儒家、墨家所宣传的学说，都只是相对的是非，主张一切听其自然。这是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精神自由，无己、无名、无功，甚至忘记自身的存在，达到与大地万物浑然—体的境界，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主张天人合一，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最高精神境界。这种“无差别境界”是可言而不可及的。
孔子孔子与儒家。孔子，名丘，宁仲尼，生于前年，卒于前年，春秋末鲁国陬邑昌平乡朗里(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于的远祖是商代贵族的后裔，祖上原是宋国的贵族，先辈孔父嘉和华氏成为政敌，曾祖孔防叔为了躲避华氏的迫害逃亡到鲁园。孔子出世时，他的家族已经破落贫贱了。正因为如此，他与下层社会接触较多，知识面广，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博学而无所成名。”。据说他自幼喜欢传统的礼仪制度，常与小朋友演习典礼仪式。他十五岁时就立下了学习的志向，决心学习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然而为了谋生他曾作过鲁固执政季氏家的“委吏”，管理帐目。又作过公家的牲畜管理员“乘田”，工作很负责。
三十几岁时，孔子开始以讲学为业，他是最早创立私学的人之一，是第一个大规模招收弟子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招收学生不考虑其社会地位，他的学生中既有贵族子弟，又有许多贫贱之士。传说他一共收过弟子，其中成就突出的就有72人，如子路(仲由)、子贡(端木赐)、子渊(颜回)、子游(言假)、子夏等都是佼佼者。孔子曾整理上古的文化典籍，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教授弟子。孔子的教育重视德行的培养，性情的陶冶，鼓励学生闻道济世。他经常与学生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在几十年的政治、教学实践中，孔子及其弟子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儒家学派。
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孔子很重视参与国家治理和改善民生，以便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然而直到50岁，他才担任了鲁国的中都宰，很快又被提升为司空、司寇。最后当他认清贵族统治者是不允许他彻底实施自己主张时，就率弟子离开鲁，开始周游列国，14年游说72个执政者，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终不见用。晚年回到鲁国后以全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直到病亡。
《论语》孔子治学，讲求“述而不作”，在解释“六艺”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搜集了鲁、周、宋、杞等国的文献，整理六经，而把孔子和其它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叫做传。有关孔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一本记录。《左传》中也记载了孔子的一些言行。在孔于思想中关于“礼”、“仁”、“中庸”的阐述是主要内容。他自青年时代就推祟周礼，30岁以后曾到处考察三代礼制，最后得出结论：只有继承并发展了夏礼、殷礼的周礼最丰富多彩，应当发扬，故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载，吾从周。”。为此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思想。
仁学是孔于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涵义，孔子自己解释为“爱人”，曰；“仁者爱人。”他把“仁”作为人际关系的崇高伦理准则，并要求人们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子人”。孔子还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当的标准，即“中”，既不过分也非不够。而善于运用“中”这一标准的作法．就叫做“中庸”。所以“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所谓不偏的辩证思维方法。不过、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有两种可能：当事物相对稳定发展时，“中庸”有利于事物的平稳发展；在事物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庸”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孔子思想在后代久远流传，并在一定程度上缔造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理，很值得研究。
孟子孔子后学对儒家学说的发展。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孟子和荀子。他们各自从性善和性恶的角度出发，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孟子名轲，邹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其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孟子曾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宋王偃称王的时候，孟子又游历至宋国和滕国。当魏惠王晚年时，孟子来到魏国，先后会见过魏惠王和魏襄王。之后，孟子担任了齐宣王的卿，在齐宣王伐燕以后，孟子离开齐国，回到邹地，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作《孟子》七篇。
孟子十分钦佩孔子，例如，《孟子.万章下》记载他评价孔子，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在《公孙丑上》中，他还盛赞孔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对战国社会形成巨大影响的时代。此外，法家人物吴起、商鞅，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孙膑等人也正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孟子则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四处周游，大力宣传儒家的治国理论，为儒家思想在战国中期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孟子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都是与生俱来的，由于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源头，因此孟子称它们为“四端”。世界上所以会出现众多丑恶的现象，是由于人们受外界事物的陷溺，善性得不到充分的阐扬而造成的。孟子指出，为了避免外界事物的诱惑，人必须从“不动心”和“寡欲”做起，逐渐使“浩然之气”充斥于天地之间，这样，就可以回复到人的善性并加以扩充。可以说，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偏重于内。
在性善论的支持下，孟子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要行“仁政”。《孟子.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由不忍人之心发展到不忍人之政，即所谓仁政。孟子向当时的诸侯宣传仁政，要求君主为人民做出榜样，引导社会达到仁、义的理想境界。在孟子所倡导的仁、义中，孝悌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要做到各亲其亲，各长其长，然后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将孝悌的原则进一步推广，从而达到天下的大治。
孟子还为施行仁政设计了相当具体的方案，这就是他的“制民之产”的计划。孟子认为，老百姓因为没有“恒产”，所以就难以确立“恒心”，如果明君能够制民之恒产，使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们就会很顺从地服从君主的统治。孟子制民之产的具体计划是要求政府保证分给每户人家五亩宅基地和一百亩土地，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在此基础上，统治者进一步推行道德教育，向百姓申明孝悌之义，这样，就能实现良好的社会局面。孟子最后指出:“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提出了十分鲜明的带有民本主义倾向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决定一个王朝盛衰兴亡的主要因素。《孟子.离娄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孟子认为，尧、舜统治的时代就是一个仁政得到普遍推行的时代，因此他极力主张要效法尧舜。对于能以仁政治理国家的周文王，孟子也非常推崇，他游说诸侯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在孟子的政治学说中，法先王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孟子的历史观是典型的循环论。《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他这样总述历史的变化:“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即人类历史的运动总是摆脱不了治乱的周期更迭。孟子还进一步认为，天下治乱兴衰的周期是五百年。《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还举了不少历史上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指出，由尧舜至于商汤，五百有余岁;由商汤至于周文王，是五百有余岁;由周文王至于孔子，也是五百有余岁。孟子的许多主张都远离战国中期的社会现实，例如他的仁政方案、法先王的思想等等，都不可能在战国之世得到实行，所以尽管他自视甚高，但是始终得不到任何一国国君的重用。
荀子荀子名况，又称为荀卿或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荀子年轻时曾在齐国临淄的稷下游学，以后历游燕、秦、赵、楚等国，后来又回到齐国，在稷下从事教育活动。范雎做秦相时，荀子曾经访问过秦国，对秦国的政治十分推崇。荀子还曾前往楚国，并一度出任楚国的兰陵令。晚年，荀子主要是在兰陵家居著书。现传《荀子》三十二篇，就是荀子所作。
荀子学说的基础是性恶论。他虽然与孟子同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但是两人对于人性的基本认识却截然不同。荀子指出，人类生来就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此外还都爱好声色，贪图享受，因此人的天性必然都是“好利”、“疾恶”和“好声色”的。这种天性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发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种种罪行。因此，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为什么社会上还会有种种善的存在呢.荀子认为，现实人类的行为可以区分为“性”与“伪”两大类。所谓“性”，是指人天然生就的恶的本性;而所谓“伪”指人为，则是指后天通过教导与学习培养出来的种种善，这种善，不是发自人的本性的东西。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比，荀子的性恶论更能触及人的本性，因而也更加深刻。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礼治思想。荀子指出，人类所以能够战胜自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能结成群体，以集体的力量对付大自然。而要使人们结成群体，团结在一起，关键则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做出确定的划分，即将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划分清楚，这样就不会再产生激烈的争夺。可以说，荀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偏重于外。
荀子的政治学说中，有比较突出的法治思想，例如，在《荀子.君道》中，荀子就明确地指出:“法者，治之端也”。他的学生当中，韩非与李斯也都是著名的法家人物。但是荀子所说的法治，是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法治，是为礼治服务的。《荀子.性恶》中论证法度的起源时就说:“化性以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因此，礼与法的关系，是一种纲领与细则的关系。荀子的这一法治主张，反映出战国晚期儒家思想对于法家理论的吸收与融会。但是，由于荀子认为礼是由圣人或先王制定的，而法只是礼的具体化，因此在他的政治学说中，人治要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荀子.君道》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作为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政治学说中，也有着与孟子一样的强烈的民本主义倾向。例如他在论证君主与臣民的关系的时候，就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此他主张最高统治者要行“德政”，施仁义，通过减轻赋税等各种方式来缓和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矛盾，以争取民众的支持。荀子将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区分为“王道”与“霸道”两种，指出通过“王道”可以取天下，而用“霸道”则只能使一国强盛。荀子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荀子所以会主张法后王，是因为后王的礼义制度详细清楚，效法起来比较容易。《荀子.非相》中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荀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取得较大提高的条件下，对客观物质世界做出了“天行有常”的哲学判断。荀子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无论是在夏禹的时候，还是在帝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日食、月食的发生，风雨的失调，怪星的出现，等等，也都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不足为怪。荀子还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的运动与变化，是受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左右的，因为人们看不见它在行事，所在才会称其为“神”。
荀子的哲学思想中，天人相分的观点十分鲜明。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都不是出自什么天意，而是由人自己决定的。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务农而节用，天不能使其贫困，如果营养充足又能参加适时的运动，天也不能使他得病。因此，与其慕其在天者，不如敬其在己者。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人在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思想产生在战国时代，是十分宝贵的。荀子的这些思想，对于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墨子救宋图墨子与墨家学派。墨家和儒家当时都号称显学，儒、墨显学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发端。墨子，宋国人。约生活于前年至前年，出身贫贱，生活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和孔子“食个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截然不同。鲁国是儒家的基地，墨子最初从学习儒家，后来批判儒家，另创墨家，他一生中除了著书大说、教授门徒，也曾游说诸侯，一度成为宋国的大夫，还到过卫、齐、楚、越等国。
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用兼相爱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用交相利反对儒家的义利观，用非命论反对儒家的天命论，用事神鬼反对儒家的不字神鬼、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用非乐反对儒家的礼乐。非命、非乐旨在强调人力的作用、在动乱的社会中，赖其力者生，他不同意儒家亲亲学说，提倡尚贤，即选拔贤人来治国。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缓和冲突。由“兼爱”发展到“非攻”。墨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科举家，他的后学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后期墨家走向独树一帜的道路，放弃政治，对逻辑学等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墨家因此没有再成为显学而日趋衰微，这是因为墨家逐渐远离 韩非子与法家学派。战国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他们出于儒家的子夏一派，主张以法制代替礼制；另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由黄老道家中慎到一派发展而来，讲究“循名责实”，以权术控制臣下，从而统治百姓。到韩非，不但集两派之大成，成为“法术家”；并继承了荀卿的某些观点，甚至对以往的统治思想都有所总结吸收。在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政治主张的斗争中，法家是胜利者。法家的改革政策，已见前述。他们在各国推行改革，受到守旧势力的责难和反对，在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家竭力反对儒家祟古、法古的思想，宣扬历史进化的观念。他们强调，历史是进化的，“世事变而行道异”，“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与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针锋相对，法家治国“不务德而务法”，他们不相信用道德教化能使人向善，认为只有用赏罚的手段，才能使人们不敢为非作歹，并引导人们按照法家政策的要求去做，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于执法，法家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的面前人人平等和“信赏必罚”、有法必行等重要原则。尤可注意的是提出了公私关系问题。他们提出，建立法制是为了确立公义；而背私之谓公，公与私是对立的，立公就是为了去私；所以立法就是为了去私。能不能立公去私，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存亡。当时的法家先驱多不得善终，吴起、商鞅都遭酷刑而死，但他们不避死亡之害，坚持改革，确实表现了为公不为私的精神。不过他们的思想也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他们所说的公义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甚至说“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直接把公利与君主联系在一起，把服从公义与服从君主等同起来。
法家治国，以威势强力为本。他们认为，“民固服于势”，只有依靠威势，才能使百姓服从，不得为非；也只有依靠威势，才能驾驭群臣。韩非把君主的威势比作虎的爪、牙，说丢弃了威势就会受制于人，就如老虎没有了爪、牙就会被人制服一样。迷信强力和威势，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虽然也曾成功于一时，却是法家主张中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其失败。
中国传统思想主要范式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其发展方向。以后年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发展的道路、特点及其中的各种问题、思想（除了佛学的传人以外）都可以从先秦百家争鸣中追溯到其源头。在认识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方面，先秦百家争鸣也给厂我们重要的启示。东周以来的传统思想主要范式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形成、道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圣人崇拜、王权之上与大一统思想、君主的合法论与革命论等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艺术。战国以来，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随着“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的破坏，使用文字的人越来越多，使得文字越来越向简便、实用和易于书写的方向发展，文字随之出现了剧烈的变革。战国文字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基本沿袭西周后期文字风格的秦系文字；一个是东方六国文字，形体、风格呈现出与西周春秋文字大相径庭的面貌。考古发现的六国文字资料非常丰富。主要有金文、陶文、玺印封泥文字、货币文、竹简和帛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理性人文思想高涨的时期，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得东周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变局，激发着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产生出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诸子散文前后经历《论语》、《墨子》语录体散文、《孟子》、《庄子》对话式论辩和向专题过渡的散文、《荀子》、《韩非子》论断透辟的专题论文。史传散文也是东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晋国史官董狐直笔：赵盾弑君史官在商周时期仅是书记官角色，类似后世的秘书。主要负责政治上的重要文件，农业生产的时令和历法，按年按月的纪录国家大事，是集天文、宗教、、音乐艺术、历史等各种知识的百科顾问式的学问家。东周以来社会政治的巨变，刺激着史官群体有意识的从书记官向编撰者角色转变，列国《春秋》的修撰其根因就在于此。这一时期今天还能见到的史书主要有《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穆天子传》等，还有对三代政典整理编撰的《诗经》、《尚书》、《周易》、《三礼》等。
先秦时期音乐与舞蹈是一对姊妹艺术，在诸种艺术中起源最早。商代神权社会舞蹈有巫舞与乐舞之分。周代人文理性张扬，诗、乐、舞三位一体，与礼制结合，建立了雅乐体系。钟鸣鼎食与金石之音随之传颂千古。周代乐器见于考古文献的有很多，西周春秋时期已有“五声七音十二律”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逐渐衰落，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兴起，节奏明快，热情奔放，被守旧的人说成“淫乐”。雅乐伴奏主要靠鼓、钟、磬等打击乐器，而“新声”伴奏主要靠丝竹。
绘画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及其他史前先民的岩画就是最早的绘画艺术创作。商周绘画主要用于旗帜、衣服、器物的装饰和壁画等，建筑基址也曾发现，但材料很少。东周以来，丰富的壁画、漆画和帛画集铜器上的镶嵌画反映了当时的美术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雕塑艺术比较发达，人物雕塑比较多的是俑，分陶俑和木俑两种。此外，春秋战国时代与器皿合为一体的人物雕塑数量不少。春秋战国时期动物雕塑传神逼真，极富表现力。
投壶东周以来民间娱乐活动除音乐、舞蹈外，主要有斗鸡、走犬、六博、投壶、讴歌，这些娱乐活动多带有比赛性质，甚至有人经营比赛而赌博为业。东周以来宫廷娱乐活动中有供国君娱乐的艺人，叫做优，其中身材矮小而滑稽的丑角被称为侏儒，女子地位更为低下，成为后世倡伎之源，他们善于唱歌跳舞，会说笑话，成为后世戏剧的萌芽。东周时期讲究武艺和体育锻炼，如苑囿、射法、弋法、剑道、角力、蹴鞠、举鼎、杂技等。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的政局也影响到了西周以来的礼服制度。如冠本属贵族佩戴，战国后期庶人佩戴则为常形，冠礼随之普及民间。与此同时，社会需要也促使商周以来的服制发生了变化，如西周晚期出现上裳下衣相连的深衣，衣逐渐变短小（襦），出现袍和裤，甚至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奇异服饰以诱处女的现象。赵之胡服表明各地区衣服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城市兴起，居住和交通习俗有所发展外，饮食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除了继承西周时期的烹调技术外，对饮食卫生相当讲究。南方地区还出现了地方风味的饮食。战国时期，烹调技术已有了蒸煮、爆烤、煎熬等种，主要食品除粥饭外，菜肴有肉类、蔬菜和羹。饮食用具主要是箸和匕。肉类一般富贵人才能吃到，狗肉比较普遍。
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陶器，发展农业、牧业，金属冶炼，丝织、印染、医药，也包括天文等的国家之一。与古希腊相较，除理论外，技术层面占优。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以生产知识或生产经验的面目出现，往往和密性结合在一起，其中最具特色的科学技术要数天、算、农、医。尤其是天文和医学，具有理论体系，居于世界前列。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地理学的初创时期，为了服务于政治、军事、生产和生活需要，当时出现了总结地理知识的著作，如《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等。《周礼》记载表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地图。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点。
春秋时代，青铜铸造工艺有了更大的发展，铜铁冶炼技术也逐渐成熟，促使中国迈入铁器时代而揭开生产力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医药知识起源很早，针炙疗法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记录，神农尝百草更是妇孺皆知，表明中国古代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而发明中草药过程的缩影。商周时代巫医不分，《周礼》中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时期的医疗保健情况，西周中期以后，巫医逐渐分开。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考核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更是高度发展，诊断学和分科医学都有了发展，医疗手段多样，还出现了专门的医学著作，例如：《汉书·艺文志》载《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
扁鹊行医扁鹊在行医诸国过程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称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即后世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和切。扁鹊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被尊为医祖。
春秋战国时期，数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一到十和百、千、万等十三个单字记录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遵循的是十进制。并有了奇、偶数观念。周代数成了士阶层必修的“六艺”之一。春秋战国时，九九表，分数等是代表成就。此外力学和物理学等均有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