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本指的是一年四季中的春季和夏季。把“春”、“秋”二字组合成一个词：“春秋”，又被用来指代中国古代历史上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年）的那一段长达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春秋”这两个字上加上个书名符号，则它又成了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的“六经”之一。以上这三点，到底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联系呢？下面，老覃来详细说说。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一年之中分有春、夏、秋、冬四季。这样的分法，在与黄帝历、颛顼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为“古六历”的夏历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夏历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即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很早就把一年划分成春、夏、秋、冬四季了。换句话说，可以用“春夏秋冬”一词来表示一年。不过，上古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都定在春季和秋季。在语言表述上，为了更简练，往往不说“春夏秋冬”，而说“春秋”。所以，“春秋”在古代也表示一年。中国古代有编写史书的传统。编写史书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前人旧事的经验教训，用来指导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最早的史书编写，都是按照时间先后，逐年逐年记载的。这种方式，用宋人王安石的话来说，是“断烂朝报”；用近代大贤梁启超的话来说，那是“流水账簿”；但用得体而通俗的话来说，那可是“编年体史书”。这种编年体史书一年接一年地记载史事，往往被冠以“春秋”之名。武王伐纣主天下，分封诸侯。各诸侯国都设置有史官，则各诸侯都编修有本诸侯国的国史。因此，世间就出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春秋》。为了区分这些《春秋》，后人就不得不往里面添字，成了《鲁春秋》《燕春秋》《齐春秋》《宋春秋》等等。当然，也有不名《春秋》而另名为《志》、《乘》、《书》、《杌》的诸侯国史。为了让人一眼而知是何国国史，它们也同样被人往里添字，成了《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等。秦灭六国，其他《春秋》均毁于战火，仅剩《鲁春秋》。那么，《鲁春秋》里面的“鲁”字就可以拿掉了。毕竟，劫后余生的众多《春秋》中，独此一家，再也别无分号了。这个《春秋》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年），含12个国君，计年的历史。书中所记，虽以鲁国史为主，但对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各有涉及。并且，其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为了叙事方便，历代史学家就把其上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年），下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年）这年的历史发展时期用《春秋》这个书名来称呼，称为“春秋”时期。下面重点说说《春秋》这部书。按照上面的说法，《春秋》是由鲁国历代史官编著成书的。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流行，甚至被认定为历史事实。即：《春秋》出自孔子之手，为孔子所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观点呢？因为《孟子·滕文公下》里面说了：世道衰败，歪理邪说和各种暴行纷纷出现，有臣杀君的，有儿杀父的。孔子心中警惧，深以为忧，于是编著《春秋》，意欲匡救时弊。但编著《春秋》本是天子的职权，孔子这是在僭越职权。所以孔子长叹说：“认同我的人，是因为这部《春秋》！怪罪我的人，也是因为这部《春秋》吧!”孔子是“先圣”；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号称“亚圣”，那么他所说的话，非同小可。西汉著作《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就非常相信孟子说的话，他在《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里面借用文学手法，通过孔子之口，坐实了孔子著作《春秋》的件事。他是这么写的：孔子大叫：“不行不行，君子最担心的事就是死后没有留下好名声，我的政治主张既然不能实施，那我拿什么留下给后世呢？”想来想去，他决定根据鲁国的史书，编著《春秋》。另外，司马迁又在《史记·卷一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煞有介事地说：孔子深谙治国之道，但游说了七十多个诸侯国都没能采用，他于是阅读了周室的史料档案，结合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又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说：孔子是听说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西狩获麟，认为自己向各国传道的路途已经穷尽了，只以通过著史的方式来推行王道了，于是著作了《春秋》。司马迁一会儿说孔子在“干七十馀君莫能用”的情况下作《春秋》的；一会儿又说孔子是在“西狩获麟”后作《春秋》的。他还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提出了第三种说法，说：“孔子凡陈、蔡，作《春秋》。”不管怎么样，孔子著作《春秋》的缘由，似乎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诸侯争霸，孔子目睹了礼法遭到践踏的各种现象，于是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想以一己之力改写历史。但都无一例外都碰壁了。他只好另辟蹊径，集中精力对周室、鲁国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着手编写了历史著作《春秋》。他希望靠《春秋》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从而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的政治权力。不用说，孔子著作《春秋》说法是很有市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成定论。甚至有人认为，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均已散失，只因为只鲁国史是《春秋》孔子编订的，大家都给孔子面子，所以《春秋》能留传了下来。因此，他们大加颂扬孔子，说必须感谢孔子，不然，世间就没有《春秋》了。既然《春秋》是孔子的作品，而孔子又是儒家先圣，那么，《春秋》就成了中国古代儒家典籍的“六经”之一，被后世儒家奉为臬宝。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到，《春秋》里面有很多地方的笔调不一致、行文风格迥异，不似是一人的手笔，而应该是鲁国各个时期的众多史官共撰写而成的。所以，有人认为，《春秋》不可能是孔子一个人所著。充其量，孔子最多也只是对《春秋》进行过整理罢了。还有人认为，《论语》记载了孔子大量生平言行，其中论《诗经》的很多，但对《春秋》未置一词，孔子极可能与《春秋》没有半毛钱关系。实际上，孔子有无著作、编修过《春秋》，其中最大的一个疑点，就是：孔子如果著作或编修过《春秋》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把鲁国的国史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叙起？这真是没头没脑，实在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要老覃说，孔子不可能著作、或编修过《春秋》。原因很简单，在西周、春秋时代，著作、编修史书，那是史官的神圣职责，其他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和其他任何个人，都无权过问，更不能修改，遑论著作？！我们知道，西周时周厉王施暴政，结果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惨遭流放。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能流传下来？就是记录历史的史官如实记录，而后来即位的周宣王也没有改写国史。其实，周宣王非但不敢改写国史，就连在厉王遭逐后摄行王事的是共伯和，也就是卫武公，他也不敢怎么样他。厉王死，宣王即位后，卫武公还政归国，全须全尾，一直活到九十五岁。还有，晋灵公好逸乐，残暴敛财，祸国殃民，举国不安。执政大臣赵盾屡谏无效，反遭晋灵公多次加害。无奈之下，赵盾只好驾车出逃。当他逃到晋国边境，听说晋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堂而皇之写“赵盾弑其君”，还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心存敬畏，不能置一辞。赵氏的后代子孙，也不敢行任何篡改之事，这一段杀戮之事才得以传了下来。此外，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掌管历史记录的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暴怒之下，将之杀害。但这个史官的两个弟弟不屈不挠，他们承袭了史官的职位，继续哥哥的事业，不肯改写这一史事。崔杼最后只好认栽。……从以上事例可知，记录历史是史官的神圣职责，谁也不得干预，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齐国大夫崔杼也干预不了。孔子怎么可能去著作、编修《春秋》？而且，孔子一生尊崇周礼、恪守周礼，周礼既然严格规定史官之外，天子、诸侯和卿士大夫和任何个人都不得参与和干预著作、编修史书，孔子怎么可能去著作、编修《春秋》？如果孔子著作、编修《春秋》的话，他不就成了践踏周礼的僭越者了吗？他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孔子绝不会去干这种事！所以，那些称赞“孔子开创了私人著史的风气”、称赞“《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的人，如若孔子在九泉下有知，不但不会感激他们，反而会痛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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