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藝論·春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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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拾遗讲论（六）
六藝論
春秋論
1.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春秋者，古史所記動作之事。右史紀事，左史記言。
这一段，内容比较重复，应该是辑本，或者是出自于转引，或者是出自于复述。我相信郑康成不至于写《春秋论》用词如此的啰嗦。但他的这个话都是有古代的典籍由来的。比如在《礼记》、《左传》或者是《国语》里都有类似的记述，又因为文献传抄，“左史记言，右史纪事”，也有被抄错了的，正好把它颠倒过来了。而且这个版本本身就是有点问题的。我们一般还是认为左史记为《春秋》，就是左史纪事，因为左为阳，动作处置或者说朝中的事情是属于行动的，是属阳的；右史记言，言语相对于行为，相对于政令，是属阴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辑本中，其实就包含着这个矛盾的说法，肯定需要统一一下。我个人认为统一成“左史纪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记言，右史所记为《尚书》。
这是汉朝春秋家所共有的观念，就是大家都认为《春秋》这本书是圣人所订，是圣人所笔削，是圣人所褒贬大义，但是它本质上是出于史书的。如果用公羊家的观念来说——因为郑康成本人是公羊家，所以应该优先考虑公羊家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徐彦为何邵公所做的《疏》，它前面有《公羊》的许多基本问答，其中有一条追溯孔子如何作《春秋》，说是孔子命弟子“取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
或者我们看董子所说的。董子述说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他说，“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这句话在不同的叙述当中，好像《史记》也有复述，在《公羊注疏》里面应该也有复述。反正好几个版本，言辞上稍有区别。总之就是，董子这句话明确说了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他就是要见诸实事，他就是认为，孔子不是不能写一本全部讲理的、类似于《近思录》一样的作品。或者他也不是说不能编撰一本《礼典》，就像《大明集礼》一般的作品。但是，孔子认为，如果只是那样的话——要知道，那个是制度之书，并不是空言——但是，孔子认为仍然失于空泛。如果要让后世之人懂得如何褒贬善恶，如何拨乱世反之正，就必须假托史实然后加以评判。
所以，即便是在《公羊》当中探讨孔子的一些笔法，比如他会提到，当时陈侯之死记了两个日期，还有像什么六鹢退飞了，陨石于宋五等等，它都会强调，孔子是知道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只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哪怕知道鲁国的春秋史文中有失误，但是他仍然为了……毕竟鲁国之人，他熟悉鲁国的史书，孔子作《春秋》，不与之完全相同的话，可能会使人生疑，使人质疑《春秋》的真实性。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虽然他可以纠正，但他还是保留了鲁史的一些小的失误。
所以在《公羊》的观点中，孔子是以实事来编撰《春秋》，只不过这个实事又要限定在以鲁国为中心——以鲁国的视角、鲁国的史料为中心。如果在鲁史中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孔子即便查证百二十国宝书，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出于对鲁史的尊重——他毕竟是鲁国人——他还是保留了鲁史的原文，并且认为如果不这样，未免闻者生疑，可能会有损于《春秋》的威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观点上，《公羊》也是认为《春秋》来自于实事，来自于史实的。
清代的公羊家会强调，在《春秋》当中有所谓的“借事托义”，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但是要注意，这个借事托义也只是在何邵公的注里出现过那么两处，实际上何邵公的注说得也并不是非常明确，而清人把这个概念夸大了，或者说赋予了它超乎想象的含义。
清代“借事托义”观念与主题无关，所以我只是简单说一下。他们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庄公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在《公羊传》上确实说了一句，“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托不得已也。”于是清代的人会强调，陈人和蔡人本身其实并没有来，也没有参与后面的事情，这个地方其实是圣人知道不会有陈人、蔡人参与，他在“师次于郎”后面加上一个“以俟陈人、蔡人”，是因为后面鲁国即将和齐国一起灭纪，鲁参与灭纪是灭同姓，这是当时的大恶，为了为鲁侯讳大恶，所以这里假托以俟陈人、蔡人。就好像说，灭国之事并不仅仅是鲁国一家，也有蔡人，他也是同姓，借有陈人、蔡人的参与，好像为鲁国的君主有所分谤。在何邵公的注里，从表面上来看，他也说了一个“陈、蔡属与鲁伐卫，同心人国远，故因假以讳灭同姓，讬待二国为留辞主，所以辟下言及也”等等等等。清人就强调，这里实际上没这回事，孔子为了说明他的一个特殊的含义，从而在这个地方设这么一个托词“以俟陈人、蔡人”，来表达他为自己的国君讳灭同姓的含义。
由于言辞的缘故，毕竟公羊家的家法，我们能看到的也仅仅是何邵公的注，别的地方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展开，我们又如何去追究他这个所谓的“俟”、所谓的“托不得已同心人又远国”等等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没有参照。但是我个人认为，既然无论是董子还是何邵公还是《公羊》整个的传承，都强调孔子修《春秋》是见诸实事，然后孔子在面对鲁国的一些传承过程当中比如说写错人名之类的事情，他都是持一种非常谨严的态度，那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不可能陈人、蔡人无与此全无关系，只是为了表达“为国君讳灭同姓”，强拉两国放到这里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里的确是有“托不得已”，这个地方的确也是要为当时的鲁庄公讳灭同姓，但是关键在于，这是孔子讳的吗？我个人认为一个最恰当的解释是，这是鲁史旧文。就是说，鲁史旧文写的“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孔子洞若观火，他可以明确地告诉弟子，陈人、蔡人当时是没有来的，也是等不到的，庄公也不需要等陈人、蔡人才去伐国。为什么这里要写这笔呢？这是当年史官的曲笔。既然这是鲁史本有的东西，圣人又怎么可能把它删掉呢？他也只能是告诉弟子们，这个是反常的。“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托不得已也。”就是说，这里有史官的一份托不得已之心。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一些人，他一定要非常地推崇清学，一定要夸大皮鹿门所说的借事托义，再经过一番发挥之后，就变成《春秋》不需要实录，它追求的也不是实事，说明义理就够了。那抱歉，对这种东西，我认为是有害于《春秋》大义的传达的。
好，回到《春秋论》的这一段。这一段在公羊家中怎么看呢？我认为公羊家没有任何的反对，他们都是支持的。首先这里所记的是《周礼》当中固有的制度，公羊家也认为孔子是取百二十国宝书以修之。各国皆有书，既然各国皆有史书，自然它的修饰也是有一定的法度的，所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毫无疑义。而且，如果有人认为《左传》是记事的——这也是清代人比较强调的，认为《左传》是记事的，《春秋》的公谷二传是主于大义的，首先这个分辨并不是非常恰当。从经学的角度说，这样讲是很不严谨的。即便有的人因此认为，像这种重视史料的可能是来自于《左传》，即便是这样，我也要说明，后来的何邵公强调重新整饬公羊家法，这一派的家法中往往是根据一字之褒贬来推测义理的，并不根据史实来推测义理，但是这并不等于公羊家的家法中与史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不是说徐彦疏里所说的百二十国宝书纯粹是空言，这百二十国宝书，《春秋》既成之后就可以束之高阁，不是那样的。因为在公羊学当中还有严彭祖（更正：颜安乐）这一派。严彭祖（更正：颜安乐）今天保留下来的叙述大概只有两三句，其中有一句，大概是“孔子作春秋，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
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的说法是当年公羊家的一支，至少严彭祖（更正：颜安乐）这一派和当时治《左传》的学者所共同信奉的。所以我认为并没有理由认为公羊家作为一个整体一定是反对《左传》的，他并不一定是要反对用史料去佐证《春秋》的。我只能说，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何绍公的注里，他相对较少使用史料分析，而更多使用笔法分析，或者是使用体例分析。不过在何绍公的注里，他的确也有使用史料分析的。
而且大家如果稍微细致追究一下他有的史料分析，史料未必来自于《公羊》，他会潜移默化地受《谷梁》甚至包括《左传》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之为何绍公的一点小小失误，就是说，人嘛，总是会一时失察，把一些已经太过于习惯的说法直接用到自己的注解当中，而忘了这个说法的由来。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至少《公羊传》本身是记录了一些史实的。譬如说鲁昭公被季氏所逐的时候，齐景公唁之于野井，两人的应对，这就是史料，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右史记言吗？《左传》里还特别记圣人之言，告诫弟子应当好好看一下，这段辞令还是可观的。
还有当年晋人大败，当时邲之战，三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这个话，这个意象，在《左传》里面有，《公羊》里面也有。《公羊》里还曾经记录过鲁国后宫的一段混乱。这个事情又牵扯到天子啦，牵扯到一番的纠葛啦，当然还有贤人于其中等等的，这些都是史实。换句话说，《公羊传》本身，它就记录了一些实事，《公羊传》并不排斥实事，何邵公自然也并不需要排斥，公羊家肯定也并不需要排斥。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意识到，也许今天公羊家由于特定的缘故，没有流传下太多的史料，但是，公羊家并不排斥史料。
大家看到谈论国史，谈论“左史记为《春秋》、右史记为《尚书》”等等的，不要轻率地认为，这个就是《左传》的观念，和《公羊》没有关系，不是的，郑康成本人也是治《公羊》的。
2.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下面这句“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这句话是非常之《公羊》的。而且，它和公羊家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认为，在西狩获麟之后，孔子意识到周德已衰。周德既衰，就需要有人为未来的王者制訂法度，于是孔子开始要求弟子们取宝书，作《春秋》。应该是七月书成吧。换句话说，公羊家的观点是认为《春秋》是获麟始作，获麟是看到了周德已衰，周命已绝，于是孔子意识到自己要担当起兴亡的责任。
所以才有了“孔子为素王”，或者说“孔子以《春秋》为新王”，或者“春秋托王于鲁”等等这样的说法。或者说，我们用《孟子》的版本讲，就是孔子自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某者，其惟春秋乎，罪某者，其惟春秋乎”。或者引用《荀子》的话说，就是“法贰后王谓之不雅”，等等等等。《荀子》中所谓的后王，指的就是孔子。但是在这里，郑康成又说了一句非常特殊的话，就是“自号素王”。在其他的言论当中，往往都是说，《春秋》为素王法度、素王之法，或者说“立万世之法”，只有这个地方，他说了一个“孔子自号素王”。于是这就引起了清代的公羊家皮鹿门的不满，他就觉得，素者空也，素王的意思是空王，这应该是后世人对于孔子当年作春秋的身份、作春秋的用意的一种推究。就是说，因为孔子他有天子之德，但是又没有天子之位，他只能就是个空王、素王，相当于“有德无位”的意思。于是，孔子就只能托《春秋》这样一本书来体现自己的王道的思想。这样的话，素王就只能是后世称孔子是素王，孔子作《春秋》以成就他的素王之法度，等等等等。在这种观念下，他认为，孔子自号素王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他潜台词应该是，如果认为孔子当年就自称“我是素王”，这又涉嫌僭越。
说实话，这个议论如果从宋学的角度来讲，那自然是心有戚戚焉的。因为他的潜台词就是认为孔子不应该自己称王号，不应该涉嫌王号，这个东西只能是后世人对他推尊，就像后世可以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也是那样。只有明朝倒是把孔子的号都给削掉了，改成“至圣先师孔子”。除了明朝以外，唐朝以后大家一直都是尊奉孔子的，宋朝以后都是尊奉文宣王的。意思就是，你后世的天子尊封他为王或者弟子把他称之为素王是可以的，孔子如果自道说我就是未来的王，他这就有点像耶稣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觉得，啊，这是大谬不然的。当然，这个观念在今天，大家可能也不会太在意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反驳。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孔子为素王、后王，或者以《春秋》当新王，或者是“托王于鲁”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叙述，都是属于只言片语型的，并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是说有这么一句话，下面接着有人解释：现实之意如何如何，弟子问如何如何，难之如何如何，师答曰如何如何……这一套传承都是消失的。那么，我们在叙述的时候，由于大家言辞的侧重点和言语的习惯，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歧义。我觉得，究竟是自号素王还是弟子称之为素王，还是说他只是传了素王之法后世人把他称之为素王，等等，这就是一个言语上造成的歧义。
如果一定要究其义理，我倒是很支持郑康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君子来说，“君子所言皆可行也，君子所行皆可言也。”对吧？如果孔子说我意识到周德已衰，我就是要为后世治法立法了，我就是要以《春秋》当新王了，要制作圣人法度了，这不就是以身当素王吗？既然他可以身当素王，有素王之行，有天子之号令，他又焉得不能自号素王呢？难道说孔子得说，这个事儿我可以做，但是我不能说，我不能承认？这哪是圣人教诲呢？所以在郑康成的观念中为什么可以认为孔子是自号素王，而不必一定加以避讳说孔子不曾自号素王，只是被人追封为素王，孔子只是传素王之法度，因为他认为言行是合一的。
就是说，他认为，只要孔子为天子之事，那自号素王在逻辑上来讲就应该是自然的，从圣人的行为上来讲，它就是不需要避讳的。如果圣人觉得，这不是涉嫌天子吗？这不是干犯名义吗？那这个事情他就不要做，他就不要传《春秋》，他就只能是与弟子相切磋，然后以一个辅翼天子的方式，比如说作一部《大周汇典》孔门注，他可以为周礼做传，对吧？他为什么一定要作《春秋》呢？既然你作《春秋》，就是要为天子之事，甚至说就是要贬天子、退诸侯，那么，你就要有这个勇气说：我就是素王。甚至就要有这个勇气说：左丘明就是我的素臣，颜子就是我的司徒。
当说到这里，就和汉朝所传的谶纬正好都对上了，对吧？为什么孔门当中也可以认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官职？那就是因为在汉儒的观念当中，这就是圣人的担当。既然天下已无王，那么我们就要担当起天下的责任来。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到了孟子那里，他可以去游说诸侯，要诸侯行王道，甚至让诸侯认为，如果你的心只是做一个霸主，只是做一个普通的、骄横的诸侯的话，在他看来，你的志向是微不足道的。你的志向应该是做天子，应该是统一天下。为什么？因为在孔子那时候已经说了，周德已衰，我们儒生的责任是要迎接新王。
3.
治《公羊》者，胡毌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玄又為之注。（《孝經序》疏，或作元，諱字。）
下面：“治《公羊》者，胡毌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抱歉，前边是颜安乐，我说错名字了，因为他就那几条，我有时候会记混。
这里的眭孟，就是在汉宣帝的时候，什么某处大石自起，于是他向天子进言，说这个象征汉德已衰，天子应当在民间寻找有德之人禅让之。当然，当时他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但是最终，这种认为汉德已衰、应当择贤者而禅让之的观念，在汉朝末期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位心目中可以担当重任的人，那就是王莽。当然，这是当年的一番公案，比较复杂，我们将来再说吧。
这里的刘向刘子政和他的儿子刘子骏，父子两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刘向刘子政先生，他本身是业《公羊》的，但是一般都会认为他又是《谷梁》崛起的关键推动者，或者说他后来是比较好《谷梁》的。甚至有些人在刘子政的文集中，比如他的《说苑》，还有他编的几本史料中去追溯一些也许来自于《谷梁》的春秋观念。他的儿子刘子骏是更倾向于《左传》的，他最终导致了《左传》和《周礼》的崛起。不过这还是与那个时代有关，他们只是这个时代的推动者。
4.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这是对“三传”的总结。当然大家由此也见郑康成虽然主于《公羊》……因为我们读他的《周礼注》等，他一般在引《春秋传》的时候，是“三传”都称之为《春秋传》的，并不加区分。前边的郑司农和郑大夫也是这种风格。其次，郑康成所引的《春秋传》，一般都是《春秋公羊》，不同于郑司农。郑司农如果引《春秋传》，一般都是《春秋左传》。
这里说《左传》善于礼，应该是由于郑康成的《左传》或者《左传》的礼学受郑司农、郑大夫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当然也包括杜子春他们。这几位先生都是先修《左传》，并且他们整个的礼仪观念是来自于《左传》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去注《周礼》。郑康成事实上和他们正好反过来，他是以《周礼》为礼制的中心，《左传》中如果合于《周礼》或者可以作为《周礼》诠释的，那么这个是《周礼》；凡是与《周礼》有冲突的，他就会认为这是左氏所致的诸侯之乱，或者是文襄称霸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总之，他会认为《左传》里那些礼仪只是春秋时代的特例，不能用来诠释《周礼》。
但可能……毕竟他是受郑司农他们的影响，所以他还是形成这种观念，认为“左氏善于礼”。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先修《周礼》再去治《左传》，那可能从《周礼》的观念上来讲，《左传》里能够相佐证的还是不少的，可是他一旦叙述到一些条目性的东西，又是和《周礼》相冲突的，所以我们这个感情就有些复杂了。郑康成在这点上，应该是拳拳服膺于先郑吧。
“《公羊》善于谶”。是因为郑康成他们也都是信奉谶纬的，何绍公也是，公羊家都是信奉谶纬的。古文家呢，这个事情也不好说。比如大家看许叔重的《五经异议》，它里边也有合于谶纬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许叔重会驳斥谶纬。
至于说《公羊》善于谶，的确就是，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谶纬当中，与《公羊》相合的一些谈论先王受命，谈论孔子作春秋的东西是更多的，或者说公羊家在这方面确实保留了更多的言论，与谶纬相合。而《左传》和《谷梁》与谶纬相合的地方，我们能看到的就很少了。或者也没有人从那个角度去谈论吧。至少我没见什么人从《左传》的角度去分析一些谶纬。
“《谷梁》善于经”，是因为《谷梁》长于日月時例，还有对于笔法的分析这种属于今文性质的……相对于《公羊传》，《谷梁传》更专注于这些凡例和笔法。当然了，《谷梁》既出，所有注《春秋》的人，都会受它的思路影响。就像大家看何邵公的《公羊解诂》，他在为传作注的时候，也会大量地使用这种文法的分析。这个究竟算不算是受谷梁家的影响呢？我觉得也很难说。但至少我们只是看“三传”的传文，不看注家的话，那么确实《谷梁》在经文的分析上、在文本的分析方面会更加着力，而《公羊》在微言大义的表现上更加着力。《左传》嘛，记载的东西则很多。
当然最后还要说明，通过历代注家的努力，《公羊》有了何邵公的注，他也是长于经的，也是长于对经文的分析的，这一点，一点不亚于《谷梁》。
还有《谷梁》也记录了鲁国的郊祭。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礼学文本，所以，这个礼也并不是只有左氏独善的。《公羊》经过注家的努力，我们也可以借助于它对一些礼制形成概念，甚至说偏向《公羊》、偏向今文经的注家会津津乐道，比如说《公羊》讲天子一娶九女，诸侯也是一娶九女。像無竟寓先生就会认为，这个要比古文家，比如《周礼》上所说的诸侯……我们是用《昏义》上所说的，所谓的天子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他就会认为《公羊》的这个礼制其实是更接近周礼的，也更接近于大家心目当中应有的状态。
所以这里的所谓“善于礼、善于谶、善于经”，也是一个概括的感受吧，毋宁我们认为《左传》是比较善于谈论礼制的，它经常喜欢以礼来评判评判事物的是非；《公羊》相对而言不像《谷梁》和《左传》那么经常使用礼作为标准，但是《公羊》，尤其是《公羊》口義当中，对于天命授受等各种各样的议论，以及它的早期一些礼制的记录，和谶纬比较相符合；《谷梁传》是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