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问道直笔著史垂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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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杨

专家简介

江涌,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党组书记、院长。曾任《船山学刊》总编室主任,省政协《文史博览》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真相》丛书、《万山红遍——百年大党的湖南征程》《年鉴里的新湖南——辉煌“十三五”》主编,参与策划编纂《二十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湖南年史事日志》,主持《湖南政协志》续修编纂工作。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理论文章60余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奉清清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历史数千年不绝。盛世修志,垂鉴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工作,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志史工作在传统文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的志史工作大致有一个怎样的发展传承脉络?当下的志史工作应该如何着力?就湖南而言,当前应该如何以修志立史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近日,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党组书记、院长江涌。

1有多年历史的中国地方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

湖南日报: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从有志以来就从来没有断过,这一文化现象世之罕见。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江涌:“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记载一定区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文化载体,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功能。持续不断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厚重的文化基因。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地方志已有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地官》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周礼·春官》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这是“方志”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尚书·禹贡》简要描述了“九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山海经》记载了许多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等内容,有些学者把它们视为方志的雏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脱胎于这些先秦时期地理历史著作,到隋代编修《区宇图志》开启官方机构编修地方志的先河,经过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延续至今。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仅记录的国内大型图书馆收藏年以前的地方志书就有种,至于流落在民间私人手中及美、英、法、日、韩等国的中国地方志书,数量无法统计。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指出的是地方志编修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指出的是地方志辅治之功效;“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指出的是地方志立足于时代、服务于时代的基本特征。

地方志作为一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还辐射到东亚儒家文化圈,在日本、越南等国也有着编纂地方资料性著作的传统,但就其记述的系统性、全面性、延续性,论记载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而言,中国的地方志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2志书记载的内容比史书更加广泛和丰富,但提倡“述而不论”

湖南日报:研究认为,关于史书,有国别体、断代体、纪传体三大类。请问这三类史书各有怎样的特点?代表作是什么?

江涌: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述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代表作有《国语》《战国策》;断代史的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纪传体则是东亚文化圈独有的一种史书的形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自《史记》之后,后世历代正史均采用纪传体。

史书体例的划分因为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的特点,所以不是绝对的,同一史书可能同时属于多个不同史书体例。

地方志作为一种脱胎于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综合型资料性文献,它蕴涵了很多史书体例的一些特点,如地方志中的大事记多是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地方志中的人物传则是纪传体,地方志编修时横排门类就类似于国别体按区域分类,讲究时间断限就类似于断代史有时间起止。但志书与史书也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史书记载的内容主要是重要的人物、社会活动,志书记载的内容则比史书更加广泛和丰富,涵盖古今自然和社会全貌。再比如说,史书可以发表一定的议论,但是志书是不提倡议论的,即“述而不论”。

3基本完成地方志“两全目标”,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真正实现省、市、县志书和年鉴全覆盖

湖南日报:盛世修志,垂鉴未来;志载盛世,泽惠千秋。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修志的传统,凡几千年间,我国的修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程?

江涌:地方志的编修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前面已经详细说到地方志起源于先秦,个别学者认为它远溯殷商。汉魏时期的地方志以地记形式为主,比如刘秀为了张颂自己家乡,曾下令编写《南阳风俗传》;这个时期,私家撰写记、传、志之风大为盛行,记载湖南区域的地记有三国魏时期的《桂阳记》,东晋时期的《湘中记》,刘宋时期的《荆州记》。隋唐时期的地方志以图经形式为主,编修了许多全国性的区域志和图经集,比如韩愈在途经广东韶关时,就写下“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的诗句。到两宋时期,地方志开始定型,南方各省编修的方志品种非常丰富,郡志、州志、县志等都有,朱熹到任南康知军时,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地方志书。明清时期地方志大盛,各级衙门编纂地方志蔚然成风,不仅多次编修了全国性的一统志,还出现了章学诚等一批方志理论家,奠定了方志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优秀修志传统创新发展,开展了首轮、第二轮志书编修。

年5月18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号)是中国自从有了地方志以来第一部有关地方志的全国性法规,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新编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依法修志的新阶段和大规模、正规化修志的新时代。该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时至今日,第三轮修志工作即将启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首都博物馆时作出了“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指示。到年底,全国地方志系统基本完成地方志“两全目标”(全面完成第二轮省市县三级规划的地方志书编纂出版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真正实现省、市、县志书和年鉴全覆盖,是地方志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4湖南编修地方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楚国的史书《梼杌》

湖南日报:刘云山同志在湖南考察时曾称赞湖南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体现在修志方面,湖南有什么特点?

江涌: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也生动体现了湖南方志的特点。

一是文源深。湖南在编修地方志这件文化事业上,历史悠久绵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楚国的史书《梼杌》。湖南省历代各类旧方志和专志等,迄今保存者尚有余种,在全国各省份来说,居于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是最先出版省级志书的省份。年2月,《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就出版了。改革开放后,湖南也是第一个启动方志编纂的省份。年8月24日,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恢复编纂〈湖南省志〉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省级修志机构,这是第一份以省级政府名义发出的修志文件。

二是文脉广。湖南的史学专家、史志专家和民间人士,编修地方志,撰写地方资料,绵延千年没有中断,不管是文人士绅还是一般民众,都热切于此。湖南地方志的记述具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点,与湖湘文化一脉相承。湖南地方志记录了湖南的山川湖河、风俗人文、典型人物,尤其是近现代鲜明地记录了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红色故事。今年,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充分挖掘湖南的红色文化资源,结合地方志工作特点,组织编纂出版《万山红遍——百年大党的湖南征程》《年鉴里的新湖南——辉煌“十三五”》两部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的献礼图书。长沙市启动了“国家方志馆中国近代人物分馆”建设筹备工作,编写《刘崐与晚清著名历史人物》,等等。

三是文气足。湖南的修志工作中涌现了许多“文豪”和佳作。魏源以地方志体例为基础编纂的《海国图志》是较详细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陶澍、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黎锦熙等人都主持、参与过地方志的编修。曾国荃、郭嵩焘参与编纂的《湖南通志》(光绪),是近代地方志的佳作。湖南人不仅自身重视修志,而且愿意花重金聘请专业人士来编修地方志。例如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就曾参与过《常德府志》的编修。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省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省地方志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首轮修志规划出版三级志书部,其中省志86部,地(市、州)、县(市、区)志部。至年底,全省第一轮修志任务圆满完成,是全国率先完成第一轮修志的11个省份之一,全省参与人员上万人,投入资金过亿元,出版各级志书总字数近2亿。全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工作始于年,规划编修的《湖南省志》51部、市州综合志9部、县级综合志部,于年底全部完成公开出版任务。年,开始编辑出版《湖南年鉴》,年《湖南年鉴》改由省政府主办,我院承编,至今已连续出版37卷。除《湖南年鉴》外,14个市州均编有综合年鉴,另有县级综合年鉴种、专业年鉴40多种,每年出版年鉴总字数近1亿字。

5地方志工作机构是政治机关,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站位

湖南日报: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地方志的时代使命,地方志工作者如何担起这份神圣职责,为党立言,为国存史?

江涌:地方志工作机构作为政治机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站位。地方志一直以来作为“官书”“政书”,特色鲜明。作为湖南地方史志的记录者、传承者、宣传者,湖南方志人正积极融入到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征程,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志、读志、用志的优良传统,自觉担当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时代使命。

方志与党的事业、党的工作、党的发展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湖湘大地书写了“建党先声”“建政先河”“建军摇篮”等一系列红色辉煌,书写了“矮寨不矮、时代标高”等一系列红色新篇。为党立言,必须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政治判断力,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尽职尽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投入到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的生动实践,全方位记录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记录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记录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奋力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等。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年)》要求,湖南目前已全面完成了第二轮修志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出版的全覆盖,启动了新修《湖南通志》、湖南省特色志丛书、《湖南乡镇简志》、中国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湖南)等项目,生动见证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湖南成就、所昭示的湖南精神。以志书、年鉴、地方志衍生产品等诸多形式,对践行“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中的重要成就和重大突破进行重点记录、真实记录、生动记录。

为国存史,必须要坚持“三个围绕”创新发展,坚持记录方式创新发展,坚持传播途径创新发展。要通过方志文化与科技融合,探索一条创新引领、共建共享、“互联网+地方志”的路子,利用数字影像、网络、新媒体等各种媒介,依托方志网、地情网、数字方志馆、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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