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是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以文化为纽带，幅员既广而得以维系，种族繁杂而容纳沟通，开化甚早而绵延至今。近代以来，经历现代化转型，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当下，转型交流加速、消解同化加剧、文化自觉自信存在缺失。如何看待这支经数千年繁衍传承、亘古不息的文化血脉，如何守望传承、创新进而发展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是关系民族文化命运的大事。不仅要阐扬具有普世价值的传统思想，也要一点一滴感知体会蓬蓬勃勃的民间生活样态，其中有我们的心神境界以及根基和活力。淄博的民间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淄博民间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最重要的文脉是作为齐国古都孕育延展的齐文化。齐文化不仅是齐鲁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融合了农业文化、畜牧文化和渔业文化，具有务实、尚变、开放、兼容的特点。其文化之繁荣首先体现在“衣履天下”的造物思想和工艺创新机制上。如果说从丝绸之路起，中国制造开始广泛在域外传播，那么齐国开辟的与朝、日贸易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比汉武帝时期的“陆路丝绸之路”还早多年，《史记》《汉书》所称道的“齐冠带衣履天下”反映了齐国造物的盛况。其时，齐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国家设计制度，无论“官手工业”还是“民手工业”均通过有效的分工、管理和运作，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思维逻辑相整合，转化为生产力。
尤其在工艺设计制度上开创先河，制定形成了《考工记》这样一部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记载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制造工艺和一系列生产管理、营建制度，保留了大量手工业生产技术、手工艺资料。作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成为我国“造物设计观念与制度研究最古老的文本”，对之后创造活动中“营造法式”“匠作则例”“成做标准”“系统设计”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脉络延展中，近代以前，中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进行器
物生产，在造物中集中表达了与传统中国生活、社会、道德、礼仪等一致的价值观，无论是“器以藏礼”还是“器进乎道”，器物本身都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品质。支撑造物活动发展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机制。
值得指出的是，齐国在创新机制上开风气之先，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领域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思想、制度和政策。如果说“创新”是指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那么齐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无疑为造物设计发展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大农、大工、大商”的思想，在农、工、商前面均冠以“大”字，不仅反映出齐国作为战国时期大国的气魄，更重要的是将古代所谓的“末业”的手工业和商业提升到与农业同等重要的高度，是一种先进的经济理念和历史的进步。管（管仲）、晏（晏婴）为齐相时期所进行的“四民分业”的经济、政治改革，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主张，规定士、农、工、商四民分职分业，同业者聚居一处，世代相袭，以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对生产力的保护及促进，并对职业传授、经验的交流和提高技术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由此也奠定了齐国在春秋和战国时期“五霸”和“七雄”中主要大国的经济地位。如《六韬·六守》篇中所说：“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三宝完，则国安。”农、工、商三大产业对淄博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中可见制度创新的巨大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淄博孕育生长了丰富深厚的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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