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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大古都”，是指年，陈桥驿著书《中国六大古都》，将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这六作都城，称作中国“六大古都”。
一、长安
建都关中,面山带河,四塞为固,阻三面(西、南、北)而守,有溢亢抚背之势,东出足以制内。当对中原的威胁来自西北或北方势力时,择都长安便于抵御外侮,更有利于向西部开拓疆土。所以,秦、汉、隋、唐皆定都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定都关中之不足,在于脱离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黄河下游平原。
关中土地有限,物产所出难以满足京师用度和西北边防。惟仰借运河转漕,可是运道远长,劳费不止。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联兵,拒不纳赋,长安作为国都的地位就很难维持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国都总是能够得到比其他地区更好的发展机遇,而国都所处的区域或周边环境按理应当为国都的发展提供相对满足的物质条件。中国前期历史上的周、秦、汉、唐定都关中和持续辉煌,与关中黄土高原生态条件所能提供的物质保障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不仅仅是物质的保证,还应当考虑到中国文明从起源时期开始奠定的基础,作为考古学文化系统代表的早期文明时代的区域势力集团的分布格局,以及统一王朝建立初期的政治发展趋向等等。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好坏,对汉、唐建都有密切的相关性。
1.西汉长安城形制
西汉都城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公元前年,汉高祖刘邦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建长乐宫,公元前年又兴建了未央宫。公元前年汉惠帝时才修筑了汉长安城城墙。汉武帝时期,城内宫室建筑得到大规模发展,扩建了汉高祖时修筑的北宫,新建了桂宫和明光宫,在汉长安城外西面营筑了建章官,扩充苑林,开凿了昆明池。
自年以来,考古研究所对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曾进行过长期的勘探发掘工作,已基本探明全城的形制和布局。因先建宫殿后筑城墙,所以长安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城墙周长约米,残垣最高10米左右,城内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每面城墙各开3座城门,共计12座城门。每座城门各有3个门道。城内有8条垂直相交的大街,分别通向8座城门。
宫殿区位于城内中、南部,长乐宫在城内东南部,初为皇帝视朝之所,后改为太后所居。未央宫在城内西南部,为皇帝朝会之所。属于后妃之宫的北宫、桂宫和明光宫位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北。放置兵器的武库在长乐、未央二宫之间。重要的官署和官贵们的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附近。城内西北部是商业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市楼两侧分别为东市和西市。城内东北部是平民百姓的里居所在。
长安城南分布着皇室礼制建筑群。皇家园林上林苑位于城外西南部,有数十处离宫别馆。西郊的昆明池既为操练水军,又解决了都城水源不足的问题。
西汉王朝灭亡后,新莽、东汉献帝初年、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朝初年都曾建都于汉长安故城。
2.唐长安城形制
唐长安城原为隋代的大兴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周长8.6公里。太极宫居宫城中央,宫城东部为太子的东宫,西部为宫女居止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南部为内侍省。太极宫南面有三个门,正中承天门,南临横街。皇帝御承天门,称为“外朝”。太极宫中的太极殿是皇帝日常接见群臣的“中朝”。太极殿北的两仪殿,是皇帝和少数大臣议政的“内朝”,两仪殿两侧是皇帝的寝宫。
宫城南面为皇城,以横街与宫城相隔。城周长9.3公里。皇城是唐朝中央军政机构和宗庙社稷之所在。长安外郭城四面版筑城墙,各开三座城门(北面三门实为禁苑之门)。城内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其中通城门的六条大街称“六街”,为主干道,两侧有排水沟。25条街道纵横正交,将全城除宫城、皇城外划分为个坊和2个市坊。以朱雀门至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之间的朱雀门大街为界,街东54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街西55坊及西市属长安县。
坊里是官民住宅区,官署、佛寺、道观错落其间。坊的四周有围墙。皇城以南的四列36坊只开东西门,其余的坊都开东西南北四门,是一个封闭式的城市。寺观在城内占据很大一部分土地。长安城内人口分布并不均勾,多聚集在北部。毗邻宫城和皇城的坊里多为贵族官宦所居,南部诸坊,尚多空地。
唐太宗贞观八年(),在宫城东北龙首原上建永安宫,以备太上皇(李渊)清暑,次年改为大明宫。唐高宗以太极宫湫湿,龙朔二年()扩建大明宫,次年移入大明宫起居听政。从此,大明宫取代太极有,除唐玄宗外,诸帝均在此听政,成为唐王朝的主要宫廷。因大明宫在宫城之东,故称“东内”,太极宫则称“西内”。大明宫含元殿为庆典和朝会之所,西部的麟德殿是举行国宴和接见外国使节之处,北部龙首原北坡下建太液池,环池游廊四百余间，为宫内园林风景区。
开元二年()唐玄宗于兴庆坊置兴庆宫,于此起居听政。并沿长安外郭城东墙修筑北通大明宫,南通芙蓉园的夹城,人主潜行夹城之中,外人不知。因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太极宫之东南,故又名“南内”。
长安城有西内苑、东内苑与禁苑三苑,皆在城北,是皇室的园林游赏区和狩猎区。由于禁苑地处龙首原高地,外有苑墙,内有禁军,成为守卫长安城的战略要地。
长安城的工商业集中于东市和西市,与居民区的坊分开。每个市坊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四面筑墙各开两门,8个门连结的4条街道正交为井字形,将市坊分为9区,管理两市的衙署设在市坊的中央,周围为店肆。
隋初设计修筑大兴城时,为充分利用“八水绕长安”的丰富水源,开凿了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从城东、城南引水人城。唐代以芙蓉园的曲江为中心,连同相邻的慈恩寺、杏园,构成了长安城的风景游览区。唐长安城毁于唐昭宗天祐元年（）。
二、洛阳
伊、洛盆地也具备凭险以守的建都条件。其土地虽不如关中广阔,却因靠近物产丰富的黄河下游平原,并兼有水陆转输之便,少有乏粮之忧。故隋唐两代营建洛阳为东都,君主以居洛为常。正是看中洛阳地理位置适中,便于集聚钱粮贡赋。伊、洛盆地的优势还不止形胜、居中,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凭此而南进。凡有南窥江、汉,欲吞诸夏之势者,如:曹魏、拓跋魏必都洛阳。
因此,洛阳曾誉为“九朝古都”。但是,洛阳也有不利,伊,洛盆地与关中相比之下,略嫌窄小,不足以自固;其位置偏离西北,难以照应边防,使历史上的东汉,西晋对西部的经略总有鞭长莫及之感。
1.东汉雒阳城形制
东汉雒阳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北倚邙山,南临雒水；因在雒水之北,战国时称雒阳,两汉因之。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在此建都,献帝初平元年()迁长安时,雒阳宫庙、民居被毁。
东汉雒阳城东城墙长约4米,南城墙长约米,西城墙长约米,北城墙长约米,总长合汉代约31里,南段城墙已被洛水冲圮。全城共开设12个城门。城内主要大街,都通自城门,互相交叉,分隔成24段,这可能便是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洛阳二十四街”。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位于全城中南部和北部,外有围墙,两宫相距1里,有复道相连。太仓、武库在城的东北隅。东汉雒阳城设有三个市,金市在城内,马市在东郊,南市在南郊。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建在南郊。
2.北魏洛阳城形制
北魏初都平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迁都洛阳,仍利用东汉、魏晋的旧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有11个城门是在汉代的旧址上重建的。惟西阳门从汉代的雍门旧址北移约米,以与东阳门取直。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另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13个。现北、西、东三面城墙、部分城门、主要道路和城内水渠已被考古探明。
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的南北两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考古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南北长米,东西宽米。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开在南墙近西端处,正殿太极殿位于宫城的前部,正对阊阖门,其基址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米,规模甚大。
由于宫城的定位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城内的街道也有所变更。南宫已废弃,在广莫门和平昌门之间有了一条纵贯全城的南北向大街。新开了承明门,增添了由此门通人城北的横街。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的横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半,南半部是朝会之处,北半部为寝宫所在。由于新建的西阳门与东阳门对直,有了一条在宫城南墙外横贯东西的大街,成为全城的一条分界线;北部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园林,南部则分布着官署、寺院和贵族的邸宅。由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与南城墙的宜阳门对直,所以自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街铜驼街成为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中央官署皆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
宣武帝景明二年()又在洛阳兴建外郭城,史载:“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考古勘察已探明部分外郭城城墙遗迹。在外郭城内,划分为个方形的坊,每坊均筑围墙,每边约长步,即当时的1里。外郭城修建以后,东汉以来的旧城变成北魏洛阳的内城。“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内城外的郭城城内,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面朝后市”的传统。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对隋大兴(唐长安)城和唐洛阳城的规划都有影响。
3.唐东都洛阳城形制
隋唐两代的东都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近郊。隋炀帝大业元年(),诏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于洛阳营建东京,次年春正月建成。城南对伊阙,北据邙山,东逾廛河,西临涧水,洛水贯穿其间。唐朝君主暂时移居洛阳前后共40余年,城市规模与隋代无甚变异,仅乾封二年()在东都苑东部、皇城西南隅增建了上阳宫。长寿二年()又增高了外郭城垣。
隋唐洛阳城的宫城、皇城均在外郭城的西北角,宫城在皇城之东,宫城北面有曜仪城、圆璧城前后重叠,又有东、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东面有东城,其北有含嘉仓城。外郭城东北部及洛水南岸部分为里坊区。洛阳城的建筑规模略小于京城大兴(长安)城,但宫城、皇城的位置选择在外郭城西北地势高亢的地方,其注重安全防御的意图远甚于京城。
宫城在全城的西北隅,城墙夯筑,内外砌砖。东、西墙长约米,南墙长米,北墙长米,宽约15~16米。南墙正中的应天门已发掘,左右出阙。宫城中轴线上的殿址已探明。东宫在宫城东南隅,自为一城,东西米,南北约0米。
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东西两侧与宫城之间形成夹城。皇城墙长约米,宽约14~16米,夯筑,内外包砖,采用过梁式的城门。
曜仪城在官城之北,狭长形;圆璧城在曜仪城之北,均呈矩形。东城在皇城之东,长方形,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东城北边还有含嘉仓城,仓城中粮窖密集。
外郭城东城墙长约米,南城墙长约米,西城墙长约米,北城墙长约米。全城共设8个城门,东面和南面各3门,北面2门,西面无门。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其中定鼎门大街是外郭城中的主干大道,又称天门街。洛阳东都城内共有坊,由纵横街道围成。坊平面呈正方或近方形,周围有坊墙,墙正中开门,坊内正中设十字街。洛阳城设有三个市坊,北市在洛水北岸临德坊;西市、南市在洛南。
皇家禁苑在洛阳城西,故称西苑;唐代在禁苑之东,皇城之西南隅还建有上阳宫,唐高宗曾居此宫听政。西上阳宫在其西南,两宫夹水,架虹桥以通往来。
三、开封
自从公元前秦国军队水灌大梁城,毁了魏惠王的都城以后,开封城直到公元后10世纪才重新有建都的历史。那时契丹兴起于东北,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已经不再来自西北;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转移至江南。依靠江南物资支撑而又漕运不济的关中屡遭战火摧残,日渐衰落,已经丧失为都的条件。
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辐辏,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地处黄河下游的大平原上,自隋唐开始,由于通济渠(汴河)开通以后,开封地位日益重要,逐渐取代长安、洛阳,具备了中国封建统一国家首都的条件,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
开封的兴起主要得惠于水陆交通之便,城市的盛衰与运河的通塞息息相关。北宋建都汴京后,积极修整汴河,开挖蔡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金水河等运河,沟通了黄河、济水,淮水、长江,使开封成为“天下之枢”。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墙的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北宋一代,养百万禁军于开封城下,冗费巨增,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之势,与定都开封,不得不依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北宋东京开封府城遗址现深埋在河南省开封市地下数米,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探测,宋东京城有三重城。宫城,亦名皇城,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倘,五代梁、晋、汉、周皆在此建宫,规模狭小。宋太祖建隆三年()按洛阳宫城图样改建,城周5里。宋徽宗时,在宫城北侧建延福宫,使宫城面积扩大了近一倍。内城,又称旧城,即唐汴州城址,周长米,与文献所记20里步吻合。
外城,亦称新城、郭城、罗城,周世宗显德年间创建,经北宋多次改造,今考古实测城周50里步:西墙米,东墙7米,北墙米,南墙米,夯土筑,高四丈,基广五丈九尺;城外有壕,阔十余丈。
汴河、五丈河、惠民河等运河均穿城而过,金水河专为宫廷及城市居民用水。
北宋时,封闭的里坊制已弛废,汴京城市的管理采用厢坊制,新、旧城内共8厢坊,城外为9厢14坊；厢、坊之上又设京朝官主管的办事机构，民间谓之都厢。汴京城市商业繁盛,居民临街开店,瓦子勾栏林立,市坊演变成市街,使宋以前封闭的坊市制城市改变为开放的街巷式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
四、北京
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是“蓟”。蓟是周初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之一,蓟。蓟城建在永定河北岸一块地势高燥的黄土台地上,又称“蓟丘”(今北京西客站东南)。后来,永定河南面的燕国灭蓟,迁都于蓟城。所以,燕、蓟成为北京古地名的代称。
北京建都以前,一直是中国北方的重镇,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于“东滨海,南控三齐,西阻太行,北届沙漠”,城市有水源的保证,既不远离太行山东麓大道上重要的浑河(永定河)渡口,又处于去北方草原、东北平原与东方滨海走廊三条道路的交汇点,符合“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古代建城原则。优越的交通区位使北京城将中原、东北和蒙古草原这三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极具战略地位。
北方民族以北京建都,背倚草原,面对中原,欲图南进的意念是很明显的,所以凡兴于松辽、蒙古之辈,必以北京为都,方能实现一统基业。如:辽南京析津府、金中都大兴府、元大都、清北京。凡起于江南之土,若不图半壁以安,则只有移都北京,方能够镇抚漠北,控制松辽,完成南北统一。例如:明成祖永乐初从南京移都北京。但是,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王朝后期的历史来看,以北京为都,似乎对西部地区有鞭长莫及之感。
北京城的基本框架是元朝建大都城时奠定的。年,元世祖忽必烈从蒙古草原移都燕京,以便挥兵南下,统一中国。由于金中都城依托的莲花池水源不足,他放弃了金中都旧城,改在东北郊外另建新城,命名“大都”。
元大都城放弃原来蓟城的莲花池水源,改用高梁河为城市水源,开通惠河引水南流入运河;环绕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湖泊,进行全城总体规划。首先在湖泊东北的高地确定全城平面布局的几何中心:中心台(今鼓楼),划定城市的南北中轴线,沿着中轴线兴建皇城“大内”;皇城后(北)面的湖泊积水潭是沿运河北来的漕船停泊处,沿岸的斜街与钟鼓楼一带发展成最繁华的商业市场。大内的东西两边分别兴建祈奉皇室祖先的太庙和象征全国疆土的社稷坛。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体现了“面南而王”的礼制传统,再现了《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样理念化的帝王之都设计原则。
元大都共有11座城门,这11座城门的数目配置及命名皆取自《周易》乾坤之文,是我国古代道家天人观念在城市建设上的突出反映。各城门内建宽阔笔直的大街,作为城市的主要街道。大街之间设计安排东西向平行的横巷,蒙古语称:胡同。元大都城市主街宽25米、胡同宽6~7米,胡同间距79米,胡同间可以建筑的实际距离为70米,刚好适合建造三进的四合院住宅。四合院住房多排列在胡同的南北两侧,这样可以更多地获得光照,以适应北方的居住环境。元大都的规划框定了明清北京城和今日北京旧城区北部街道的布局。
由于元大都建在原来金中都的东北方,因而放弃了自蓟城营建以来一直利用的莲花池水系,转而改为利用高粱河水系。元朝将大都西北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即今昆明湖的前身),与积水潭相通。由积水潭再经过坝河、通惠河与南北大运河相连。这样,不仅大都城内有了充沛的水源,也使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水路运至首都,更好地满足了城市的需要。
元大都城是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象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在国都规划设计上的集中体现。同时大都城的设计者考虑到城址选择与水源的关系,建城前先测量地形,铺设排水沟渠系统,再根据街道布局兼顾中国北方建筑避寒采光的习惯而规划房屋的朝向,体现了中国人务实的精神与娴熟的造城技艺。
明初定都南京,改大都为北平府,将北城墙南缩五里,放弃了较空旷的北部城区,又将南墙南移二里。靖难之役后,永乐元年()迁都北平,改称为北京,永乐十五年()起兴建北京宫殿,四年完工。明朝废弃了元朝的大内宫殿,在元代延春阁旧址筑万岁山(今景山)以表压胜前朝之意,从而突出了城市几何中心的视觉效果。
因北京北城墙内缩使得南城墙与元大内南墙之间的空间过窄,为让出较多空地以便安排新宫址,又废弃元大都南城墙,新建北京南城墙相应南移1.5里而建,仍保留三门之制。明朝新宫亦南移而建,外朝建三大殿:皇极(清改称:太和)、中极(清改称:中和)、建极(清改称:保和)殿;内廷建三大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外围筑城墙,又称紫禁城。紫禁城有内,外金水河流贯;南北大门为午门和神武门,均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符合帝王的“九五之尊”;东、西华门与其内的文华殿、武英殿,象征“左辅右弼”。
皇城南面承天门(天安门)前的南北直街称作天街,与东西横街(长安街),形成“T”字形宫廷广场,向南至大明门之间的两侧为千步廊,系仿照唐长安城、宋东京开封城的旧制。紫禁城的西面营建西苑,包括北海、中海、南海三个湖泊;四围筑以黄瓦红墙,形成皇城。明宣德七年()皇城墙东、南、北三面均向外展,将玉河(原通惠河)包在皇城东墙内,扩大了紫禁城与皇城之间的距离;在宫城南面安排“左祖右社,即太庙和社耰坛的位置。明北京紫禁城和皇城的设计都是模仿明中都和南京的规制而建。
北京皇城北门(地安门)外重建钟,鼓楼,从元代钟,鼓楼街东移至中心阁的位置,南北相对而立。方向与紫禁城宫殿的轴线一致,作为全城中轴线的起点。
永乐十八年()为尊古制祭天于南郊,在正阳门南建礼制中心:东为天坛、西为山川坛(后称先农坛),分列中轴线向南延伸的两侧。嘉靖年间,按照天体运行“朝日夕月的规律,又在北京城郊的东西、北三方各建造日坛(东),月坛(西)和地坛(北)。此五坛均为国家祭祀之所。
明朝京城中央官署的建造,起于明宣宗宣德年间,几乎全部照搬南京皇城官署的布局制度,在承天门(天安门)前“T”字型宫廷广场外两侧起建,以适应大朝会和祭祀的需要。明皇城前安排在京中央官署的作法与唐、宋时代京城布局的礼制一脉相承,但是有个特殊的变更,即位于广场东侧属于中央官署的六部惟缺刑部。
究其原因,在于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了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锦衣卫),专责皇室警卫,后又赋其兼管巡察缉捕刑狱之权,独立于五军都督府之外,权势不受三法司节制。在南京时就与五军都督府同詈皇城中轴线洪武门以西,而将三法司移至皇城外的玄武湖岸边。所以,明英宗正统七年()北京亦如南京之制,将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建在皇城外宣武门内街西,以后那里留下了“旧刑部街”之名。
明北京城初建时的城郭轮廓是方形,符合前朝历代都城的传统形制,这个方形的城郭形态一直保持了余年。但是,由于实际的地理状况不可能是均质的,北京城自元大都时期起就受到地形与河湖水系的制约,是在理想的范式与现实中调和的产物。明北京城的西北角由于受到高梁河、积水潭水面的影响,使这里的城墙被约束成东北一西南的斜向,而不能成为直角,并非人为地附和所谓“风水”理论。
明朝由于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威胁,嘉靖三十二年3),加筑外城。那时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外已经民物繁阜,又是国家祭祀之所在,因此,外城之筑从南面开始。可是,直到终明之世,财力也一直未能支持完成其他三面的外城,所以自明朝嘉靖年间起,北京便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凸字型城墙轮廓。由于外城街道未像内城那样事先经过统一的规划,与内城整齐的街区相比,形制颇有差异。
明北京城的中轴线向南延伸,长达8公里,成为北京城最明显的标志。
中轴线的确定,使城市布局更为稳定,从形象上强化了“面南而王”,唯我独尊的帝王意识。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皇宫坐落在中轴线上,众多中央衙署分列在中轴线两侧,专制皇权对城市乃至国家的控制以这样一种集中的带有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到了极致。
清代北京城的轮廓及街道规划并未发生太大改动,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建或改换名称。清朝废弃锦衣卫与五军都督府,天安门广场西侧所空之地,一部分改建民居,另一部分则安置了从旧刑部街搬迁回来的三法司:大理寺,刑部、都察院。
清朝着力对北京西郊的风景园林区进行了开发,三山五园的依次建成,使得北京的西郊出现了城市中心以外的另一处工朝政治活动的中心。
不难看出,在年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作为中国王朝晚期的都城,北京的营造是一个古代“天人合一”理念的物化过程。居中的宫殿皇城,排列紧凑的中央官署,占有相当大空间的“六海湖泊园林,不仅城市布局融合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都城礼制观念,而且从视觉空间上也表达了中国人所独有的审美情调。
五、南京
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惟一有史可征的城邑是楚人所建的金陵。如果追溯南京城址的起源,应提到越国在公元前年于今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所筑的周回二里八十步“越城(今南京城西冶城山)。据《左传》定公十八年“夫差冶铸于此”,也有人援引《丹阳记》,“丹阳冶城,去宫三里,吴时鼓铸之所”,认为是孙吴所为,目前尚无考古材料证断其所筑年代。
今南京市及江苏省大部,春秋时属吴国领土,公元前年越国灭吴,遂纳人越国的版图;后“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江东尽成楚国的疆域。楚人在今南京清凉山上置金陵邑(今俗称:石头城),以加强军事防范,南京古称金陵,即得名于此。吴大帝孙权增筑故金陵邑为都,并改称建业。东晋建兴元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业为建康。
南京及其周围各县不断发现楚国的墓葬和文物,从而证明南京城市的起源与春秋、战国之际吴、越、楚三个诸侯国在江东地区势力的消长有很大的关系。金陵城之建为的是控扼旧吴越之地,其址正处于旧时昊楚大道的东端。
南京处于长江下游向北突出的长江弯头。南京以上,江面宽阔,曲流多夹江,流速低;南京以下,沿江岗垄连绵,江岸稳定而流急。公元前后,长江入海口尚在扬州、镇江之间,距离南京不遥。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南京一带已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渡口,南北陆路交通的要冲。在自然条件方面,南京除了有长江天堑、虎踞龙蟠的山川形势之外,周围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所以,六朝以建康为都正是看中其地的凭险可守与经济富庶,而日见繁盛。六朝建康城背靠鸡笼、覆舟二山,南抵秦淮河,城周二十里;北部建宫城,南部为市廛,一条南北御道纵贯全城,与宫城前的横街组成T字型城市主干框架,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奠定了模式。
隋朝平陈,虽然因建康是南朝故都,下诏平毁,但是南京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因之而有所变化,城市很快又恢复起来。时人描述“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南京北濒长江,“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正是由于它具有辐射范围极为广泛便利的交通条件,因而能够很快重新繁荣起来。
唐宋以后,沟通中原的江淮、江南运河不经过南京,给南京城市的持续增长带来一定的影响,其繁盛与知名度不能与江南数州相比,但是,南京却可以利用与太湖流域近便的地理条件而不相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明朝立国之始,以南京为都,而朱元璋划出长江南北8府统归京城,将周围所产尽归已用。
这一人为的政策更使南京城市的发展如虎添翼。也正是在明朝的时期,南京城完成了三重城垣的修建,其不规则的城墙轮廓,正如跨长江而划定偌大区域作为畿辅,一样没有先例,竟使南京城成为中国历代都城形制中城垣周长最大又最无规矩者。
明南京城的地势,“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以内。正是由于南京城将原六朝建康、五代江宁旧城周围的山岗、湖泊尽包于城内,西临长江,以求险阻,所以城墙曲折,今实测城周30米。另加筑外城,城周近80公里,今已圮毁,仅留下姚坊门(今称尧化门)、麒麟门、高桥门等地名而已。
明代的宫阙建于南京城东,城南秦淮河、聚宝门与三山门之间是百工货场、商铺林立的城市商业、手工业区,官贵宅第处于城市中央。明清之际,南京也是文人名士聚集的中心,许多明清小说都是以南京市民景物为素材而成书。
19世纪中叶以后,南京城开埠,对外通商,铁路与长江航运集于一身,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南京城又曾经做过太平天国政权和中华民国的首都,城市重新有过规划和建设,同时也多次遭遇战火的劫难,南京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多彩的历史印痕。
六、杭州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已经在杭州周围创造出灿烂的良渚文化,当第一座县级城市一一秦朝钱唐县设立时,今杭州市区还是一片潮汐出没的沼泽地,所以县治只能建于西湖北面的山麓,直到南朝的钱唐郡,城址始终难以确定。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改钱唐郡为杭州,迁州治于凤凰山东麓、钱塘江畔的柳浦(今江干区南部一带)。随着江堤的修建,江南运河的贯通,钱唐六井的开凿,隋唐五代的杭州城在今天的市区位置上,发展出周长七十里的城市与繁荣的商业街市。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宋室南逃,建炎三年()驻跸杭州,升为临安府。利用吴越钱氏在凤凰山东麓营建的宫室,绍兴八年()正式以临安府为南宋都城,仍以皇帝行幸所至而称“行在。
杭州一度成为两浙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西湖更成为点缀在城市近傍的一颗明珠。
虽然同样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为什么杭州能够成为区域性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大城市?
杭州城市的发展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
第一,杭州地处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发展程度很高的农业水平为杭州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农业社会,这一点足以让杭州比周边城市甚至全国其他的城市都具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基础。而且杭州位于浙江最大河流钱塘江口,其经济腹地相对于其他河流的河ㄇ城市更广阔。
第二,杭州一直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优势。秦汉以来,一直把持着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它曾多次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都,在南宋时期还成为了国都。政治优势催化着城市的发育成长,杭州在全国城市体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第三,虽然浙江是个多山地区,但杭州却拥有相对宽阔的平原与优越的交通区位。对杭州来说,最重要的交通优势就是运河与钱塘江。作为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结合点,前者使杭州和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等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后者则使杭州把浙西的杭嘉湖平原和浙东的宁绍平原囊括为自己最可靠的经济腹地;钱塘江更使杭州的经济腹地深人到浙江和江西。当海洋还不足以成为城乡产品的主要出口时,一切经济方面的联系都具有一种趋向陆地的向心性,这种腹地的占有显然更具合理性。
可是明清以降,尤其是19世纪中时以后,随着上海的崛起和宁波的开埠,杭州作为沿海地区中心城市的影响逐步缩小,它在中国城市体位也逐步下降,最终回归成一个区域的中心。这一切都缘于东南沿海交通区位的变化。
杭州虽然面临杭州湾,但杭州湾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巨大的潮涌使它难以形成优良的港口,而在近代远洋运输成为更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后,杭州失去了它的交通区位优势。而与杭州的停滞不前形成对比的是,宁波、温州等地由于具有较好的对外海港条件而得到持续发展的机遇,它们不同程度地分割了杭州的经济腹地。而上海则由于更优越的地理位置,竟然使浙江全境变成它的一个近距离的经济腹地或者说“后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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