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阶段，经学的学习与研究具体都有哪些内容？——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民国初期，桐城派在北京大学逐渐丧失其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的重要地位。年前后，章太炎门下弟子开始逐渐取代桐城派诸学者，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学与研究的主流。可见，北京大学文科一直存在新旧之争。
民国初立之时废除清末学制中的中小学读经讲经课程，亦同时取消了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经科。北京大学经学一科被取消后，经学被拆分融入文学、史学、哲学各科，其学习与研究体现出新旧并存、由新代旧的特征。
事实上，民国早期京都各大学基本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程。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将中国固有学术重新整理拆分，彻底摧毁了经学。经学教育的解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时间上从清季至民初，层级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大学中的经学课程
原京师大学堂设立的经科大学不复存在，但大学中的经学课程并未消失。年1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经学内容散布于大学文科下属的哲学门中国哲学类、文学门国文学类、历史学门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
其中中国哲学相关学习内容有《毛诗》、《周易》、《礼记》、《春秋谷梁传》等；国文学类学习传统经学中的尔雅学、词章学、说文解字及音韵学；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学习《尚书》、《春秋左氏传》，法制史还将《周礼》等内容纳入其中。
此外，不少大学还开设经学史或经学通论等课程，如日籍留学生吉川幸次郎于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学习《经学史》、《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等课程。除北京大学外，亦有其它大学持续开设经学史与经学通论等课程。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提到，其《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之后，故都各大学的经学和经学通论诸课程才停止。
钱穆此文发表于年版的《燕京学报》，从文中叙述推算出年以前北京各大学基本上都设有经学史或者经学通论诸课程。经科大学被废止后，作为传统学问中心的经学被分散入现代学科，“文、史、哲三个学科都只是雏形，所从事者，亦多老派学者，故其学术与传统经世之学皆有密切关系。
自胡适等留洋学生，挟西方分科之学东来，一方面发起以启蒙为名义的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反儒之说大行其道，一方面是以中国典籍为史料，用西方学科为标准整理中国史料，以成现代分科之学。”此时的大学，尤其是北大，经学的教授与研究体现出新旧并存的特征，且趋新是其主流。
新文化运动之前，在北京大学，“传统学术的研究并不受重视，专门讲治中学的文科，在校内地位低落。”在蔡元培的有效改革及胡适等一批“新派”人士的加入后，北京大学的文科才得以“起死回生”。
经学的相关课程
不过此时北京大学文科中的“中学”亦兼容并包，有旧学出身者的传统讲授方式，亦有新派人士的新式教授方法。顾颉刚曾经在北京大学求学，并学习了经学的相关课程。
他曾经回忆了崔适在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讲授的“公羊春秋”课程：另外教‘春秋公羊学’课的是崔适，他严守今文家壁垒，说《谷梁传》和《左传》是古文学，即伪经学，绝不是孔子的意思，把《公羊传》分类解释，要人从中看出孔子的《春秋》大义。
先生对此课甚无好感，那些汉人的迂谬见解已非他的头脑所能容受，他既不想作今文家，就不去理会这些。可以说，先生并没有从老师那里得到经学上的教益。
年秋，崔适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成为文科讲师，讲“公羊春秋”。崔适为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与章太炎同出一派。崔适能任职于北京大学，主要因其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可见北京大学文科注重讲授经学。
崔适任职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今古文之争皆被列为“旧学”，加之崔适本人授课较为守旧枯燥，其“公羊春秋”课程并不受欢迎。
顾颉刚对崔适“公羊春秋”课程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北大很多学生的观点。留学新派人士回归后，对包括经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问的讲授与研究呈现出新意。以胡适对《诗经》的解读为例：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无名诗人。
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
胡适归国后在北大担任哲学教师，对《诗经》的解读抛开“《毛传》、《郑笺》、《朱注》”等注疏内容，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