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无疑以《尚书》为最古，后人论《尚书》文体，或称八体，或称十体，视《尚书》文体已备。就后人的认知来看，谓其文体已备，是就现存的各体名称而言，事实上《尚书》各体，起初并无固定的体制，但形成文献专书之后，尧、舜、禹等的发言，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内容而定某一名称，这便成为某种文体。试以《尚书》为例以说明之。
上古写作，先有史，史官记言记事，初无体制，然王之言行，视其场合不同，而有不同记载。故尧、舜之言称为“典”，皋陶、大禹称为“谟”。典训为常，与经相同，但名典不名经，孔《疏》说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伪孔《尚书序》说：“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为尧、舜之言，即此文体在先秦时具有特定意义，亦见先秦时其文体已经定型，所以后之文体不可再称“典”。《国语·楚语》记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注称《训》《典》指五帝之遗书。春秋时，《尚书》容或未成编，故《左传》往往称“夏书”，此处《训》《典》或即《尧典》《伊尹训》一类。
“谟”训为“谋”，孔《疏》说是“皋陶为帝舜陈其谋，禹为帝舜陈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陈从而重美之”。是说《大禹谟》《皋陶谟》乃皋陶与禹同为帝舜所谋，故知其文体命名，亦是因文成篇。后人因见《书》载圣贤之谋，非能因袭，故解释说：“谋之已定谓之谟。”（宋黄伦《尚书精义》引张氏语）专谓皋陶、大禹之言。虞夏书年代缅邈，文献不可稽征，故《尧典》诸文见疑于后人。但若全盘否定，亦未有确当之证据。要之，或为周人据上古文献整理而成，故曰“曰若稽古”。这样的话，名“典”、名“谟”，或亦为后人所为。后人存意以先圣之言与后圣之言区分，故定其文体为“典”为“谟”。故就文体看，《尧典》诸文与誓命之文，有明显的区别。孔《疏》说“其尧、舜之典，多陈行事之状，其言寡矣……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是孔颖达亦以为虞夏书与商、周书不同。古者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与事相分，然虞夏书言事并记，则似为后人所整理。就此而言，上古时或有记言记事之官，但文体并无固定，只是以言、事区分而已。后人名篇，亦如孔颖达所说“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若《甘誓》以下，记征伐之誓师之辞，则为信史。“誓”，孔《疏》引《曲礼》训为“约信”。将战之前，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如《甘誓》所言“予誓告汝”之“誓”。誓辞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威逼利诱，兼而有之，是所谓“誓”之体。其后如《汤誓》《泰誓》《牧誓》诸文，虽其经文或为伪《书》，然其文体，则为古《尚书》所载。诸《誓》并与《甘誓》同，是其文体具有固定形态的证明。然《誓》并不仅用于战，孔《疏》引《周礼·太宰》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孔《疏》解释说：“《礼》将祭，而号令齐百官，亦谓之誓。”祭礼重大，亦须与百官誓戒。誓，取其约信之义，或用于军旅，或用于祭礼。《尚书》所载多是誓师之辞，祭誓不载。至于《秦誓》，与征伐誓师不同，是“誓告群臣之辞”，当是誓之变体。
诰体，《尚书》有《仲虺之诰》《汤诰》《康诰》《召诰》等，诰本义即告，训为示，以己意告示别人。但《尚书》所载多为王言，故又解为以上告下称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字书》云，告上曰告，发下曰诰。此以上下分告、诰，其实上古未必如此。《书》载《仲虺之诰》，即仲虺告汤之语。此诰，伪孔《传》解为“会同曰诰”，孔《疏》引《周礼·士师》“以五戒先后刑罚，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作注脚，并说：“‘诰’，谓于会之所，设言以诰众。”但仲虺此处仅对汤一人而言，非是会同，孔《疏》解释说孔安国是泛解诸篇诰义。其实会同曰诰，当是周以后新起之义，解释的不同，正说明上古时文体并未如后人所说那样分明。
《尚书》诸文体，记王言为主，初未必有文体篇名，正如孔颖达所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制，随便为文。”是上古诸文体，皆据事而成名，非有固定体制。但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丰富，尤其是周以后，制礼作乐，体制周密，司职清楚，掌文之职，均各有分工。如《国语·周语》所说“瞽献典、史献书、瞍赋、矇诵、庶人传语”，可见是皆各有职掌。则文体亦渐固定，且分工明细。
《周书》载有周朝诰命诸文体，文体虽承商书，体制却有所改易。如《太诰》，据《书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而作《太诰》。与《商书》诸诰相比，《太诰》责数武庚之罪，言自己当继父祖功业，务去叛逆之罪，劝人勉力用心。其时武王初崩，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汹汹，故三监叛而天下疑周公，周公乃以诛叛之大义告示天下。然“兵凶战危，非众所欲。故言烦重”。此诰已与《仲虺之诰》等不同，而与誓书略相同。孔《疏》引陈寿说：“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也。”此外，就文辞看，周时显然较殷商时为繁复，是由质及文，椎轮大辂之故也。
周人文体，当然不限于《尚书》所载，如《逸周书》有“解”体。又如西周的铜器铭文，据郭宝钧说，周初铭文各有风格，颇少沿袭，演进到了穆王，策命渐多，书史若有定格，到厉王时，几于“公文程式化”了。大概的格式是纪时、纪地、右和受命者、作册尹、册命辞、对扬、作器、祝愿。郭宝均说：“好象那时作册尹手中有这样一种格式，遇有锡命，只把不同的时、地、人名、命官、赏锡等分别填进去；制器者照样加上一段对扬、祝愿的话，就把它铸出来。”（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西周铭文由非格式化至于格式化，正是文体产生和定型的过程。格式化也就是传统的建立。但显然，先秦时期文体传统并没有保持太久的时间。在东周以后，这个传统很快就被破坏了，原因就是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政治、文化活动都与西周有了极大不同，原先固有的文体规定，不适合新时期的要求，而新时期也不断产生新的文体。
（作者：傅刚，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