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度阴山
摘自
《知行合一五千年：度阴山讲中国史》
周公宏图：分封诸侯守天下
没有周王朝，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夏王朝夯实了中华的地盘，商王朝给中华带来祭祀和理性占卜，使中国别具一格，那么，周王朝就是给中国注入了灵魂——礼仪，中国几千年来自称和被称为“礼仪之邦”，全是周王朝的功劳。
而将此灵魂注入的一线指挥官就是周公。周公，名旦，为了表示对他狂热的敬爱，我们称他为“周公”。
周公是武王姬发的老弟，灭商几年后，姬发一病而逝，其子姬诵（成王）只有十二岁，所以一向以贤良著称的周公当仁不让来辅政。实际上，这是一次变相的禅让，当最高领导者不能执行自己的意志时，就会有人遵循传统，把有能力执政的人推到前台，周公就是这样的人。
姬发灭商，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力量，还有各路诸侯的力量，商王朝地盘广大，实力雄厚，姬发以斩首的方式夺其首都，虽然灭其名，却未灭其实。在东方战场，商王朝的主力部队仍然在。即使在已经投降的地区，潜在叛乱仍然存在。姬发在位时，劳心劳神，始终与商王朝旧势力苦心周旋。
他死后，周公面临重大危机。姬发在位时，不能彻底消灭商王朝后裔的力量，所以暂时将他们中力量最强的家伙分封为诸侯，这个最强的家伙就是殷国的武庚。为了监视武庚，姬发特意将三个弟弟分封为诸侯，三个诸侯在武庚西面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既能监控武庚，又保护着西边的中央政府。姬发死后，周公把姬诵推到一旁，自己执政。这引起姬发三个兄弟不怀好意的猜想，他们认为周公篡权，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杀掉姬诵。武庚乘虚而入，四个诸侯联合起来叛乱。周王朝东面顿时失控。
四个诸侯不但在东面宣布独立自主，而且声称要进攻中央，声势之浩大，把周公吓得魂不附体。他先是跑到姬诵面前哭哭啼啼，说自己没有任何私心，只是暂时执政，然后召集姬家王族，声泪俱下地请他们为自己做主。最后，中央方面达成严密统一，一致认定姬发那三个兄弟是叛徒，武庚是贼子。周公稳定内部后，壮起胆子东征。
姬发所封的三个弟弟，兵强马壮，加上有武庚的支持，周公这场仗举步维艰。不过上天保佑中华，经过艰难的三年战争后，周公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场战争成就了周公，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不可动摇。
周公是个珍惜权力和威望的伟大政治家，他不会躺在功劳簿上享乐，三年战争胜利后，周公立即开始描绘中华蓝图。
首先，周公用天命来正名，让商王朝遗民心悦诚服。他对商遗民说：“你们不要认为是我们周消灭了你们，其实是上天借我们之手消灭了你们。正如当初天命要消灭夏王朝，假借你们之手一样。天命从夏王朝转移到你们那里，现在又转移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不努力，它照样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只是天命的暂时拥有者，为何要仇恨我们？当初你们从夏王朝那里接手天命，夏王朝遗民何尝仇恨你们？将来有一天，天命从我们手中转移到别人那里，我们也不会仇恨别人。因为归根结底，天命只在那些敬畏它且善待老百姓的人手中。”
商遗民听了这段话，朦朦胧胧地感觉对，又感觉不对，总之，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周公的这段话，放低了姿态，把周和商相提并论，不谈周和商本身，而谈天命，无形中让商遗民的自卑感和愤恨感消失。
接着，周公又希望周朝上下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周王朝。他把商王朝的遗民单独安置，又到处搜寻夏王朝的遗民，集合起来单独安置，然后对自己王朝的人说：“你们看，他们国破家亡，如果不是我们宅心仁厚，他们早已成刀下之鬼。倘若咱们不能同心协力为王朝奋斗，将来也会成为他们这样，要是倒霉透顶，遇到接受天命的人是浑蛋，咱们就会被灭族，能不好好工作嘛！”
周王朝的人触目惊心，立即投入到建设王朝的汪洋大业中去，发誓要为周王朝贡献全部力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周公搞定这两件事后，马上着手让天命永远留在周王朝的釜底抽薪计划，我们称为“周公宏图”。
第一步，商王朝一些顽固遗民在东方的叛乱，让周公心有余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朝东方还有很多商遗民，周王朝的首都在镐京（今陕西西安），离东方很远，周公于是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将那些阳奉阴违的商遗民强制迁至洛邑居住。这种“两京模式”非常适合地广人多的中国，所以直到14世纪建立的明王朝，仍然采用“南京”“北京”的两京模式。
第二步，在东、南、北各方封了一大批新诸侯，以便和西方的王室遥相呼应，如在东方的今山东地区就封了齐、鲁两个侯国，北面则有燕国，今山西东南部则有晋国等。
不要认为周公只在东方分封诸侯，其实在当时所能知道的中国各地，周公都像疯了一样地分封。从今天的地理来看，周公当时分封的诸侯，西起陕西西部，东至山东，南抵长江，北到河北，周王朝的诸侯星罗棋布，可考的诸侯国有一百三十余个。如此不管不顾地分封，为后来春秋战国的混乱埋下了一颗超级地雷。
周王朝规定，诸侯每年亲自来中央政府朝觐周王一次，并进贡各地的方物，然后周王给诸侯上课，课程内容是分封的意义和诸侯的使命。各诸侯的新领导人接位，要由周王正式册封，否则视为违法，如果有诸侯不听周王的，周王可征召其他诸侯对其进行讨伐。
周公分封诸侯，由此诞生了一种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制度——封建制，意为“封邦建国”。封建制从周公创建直到秦王朝统一，延续了近千年。后来的郡县制王朝，如西汉王朝、晋王朝、明王朝，都曾经采用“一国两制”（郡县制和封建制并存）。
这种制度的出现，其实是迫不得已，周国从陕西发家，是在各路诸侯的帮助下，用斩首行动，快速攻下了商王朝的心脏。本国的物力、人力，都不足以采用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只能分封。所以，周王朝只不过是各部族的一个大联盟。虽然周公当时派了中央官员到各部族监督政事，但王室衰微后，这个官就成了装饰品。
中华终成礼仪之邦、秩序之国
随封建制诞生的是宗法制，“宗”是“祖先之庙”的意思，当时的中国人从商王朝开始，就祭祀祖先，一定要注意这点，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色——祭祀祖先，或者说是祖先崇拜。这种崇拜方式正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当我们的祖先活着时，他是人；他死去后，就成了“天”（另外世界），而我们又把他们的牌位请回家中，请回人间，这就是“人”，这就是天人合一。
不过，周公认为，由于贵贱、亲疏有别，所祭的祖先也不能是同一个，什么人该祭祀什么样的祖先，周公制定了一套严格、统一的法规，秩序井然，史称“宗法”。所以，宗法制，就是周代贵族传承和祭祀祖先的法规。
按宗法制，周天子祭祀开国的始祖（文王、武王），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哪怕嫡长子是傻子，也不能违背。嫡长子之外的兄弟们，分封为诸侯，称“大宗”。“大宗”的孩子中，只有嫡长子有权继承“大宗”的位置，他们要祭祀的祖先则是自己封国的始祖。比如，鲁国的始祖是伯禽（周公旦长子、鲁国第一任国君），那他的嫡长子和之后的所有继承者都祭祀他。
以此类推，大家都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周公认为，天下将永远太平。因为在祭祀祖先时，人只有一个念头：人在世上所为绝对不能给祖先丢脸，一旦产生这种念头，就会行善，至少不会作恶。
除了崇拜祖先，中国人开始崇拜社稷，“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周人以农业为生命线，所以特别重视这两个神。后来就形成了“江山社稷”“列祖列宗”这种类似宗教式的崇拜。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中华人的高明创造，它将家族政治化，将政治家族化，使整个天下成为一个大家族，使整个大家族成为天下。于是，在当时地球上所有民族中，“国家”这个词汇，只有中华民族才有。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是千万个家，如此，家和国水乳交融，后来中国思想中的“齐家治国”理念、家国情怀皆从此出。
周公之伟大，正在此：将国和家合二为一。
顶层设计完成后，周公开始知行合一，那就是“制礼作乐”。
“礼”既是国家、社会制度，也是个人的行为规范。有了“礼”，人们的行为才能有所遵循，社会秩序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你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将会是什么样，仅仅是在繁华的大街上没有红绿灯，也是不可想象的。
周公“制礼”的目的就是要秩序化，让父子、兄弟、夫妇、上下、尊卑、贵贱都按其标准行事，这个标准就是各种礼仪。周礼特别繁琐，仅吃饭一项的各种礼仪，就能把人累死，但其背后都有深意。
比如酒礼，周公深知人性，酒是人人都喜爱的，不能禁止，那就搞点礼仪，每献酒一次，宾主之间有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喝掉。所以，有人喝一晚上，也不会醉，自然就不会酗酒闹事。
至于“乐”，是配合各种“礼”的音乐和舞蹈。这是周公的聪明之处，“礼”太过烦琐，会让人疲惫，所以用音乐和舞蹈来中和，这样，在愉悦的氛围（乐）中，就执行了“礼”。中国后来的士大夫阶层，寒窗苦读之余要搞点琴棋书画，就是正经事（礼）和休闲（乐）的最佳结合，也是政治人生和艺术人生的二合一。
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员，都是艺术家，不是他们刻意想学艺术，而是在读书之余追寻一种消遣，结果把自己消遣成了艺术家。
礼乐最大的功用是维持秩序，中国人一直讲究秩序，上下尊卑，永不可侵犯，另外的功用则是陶冶人的气质，去除生活中粗野放纵的行为，让人的精神得到升华，从而影响行为。中国人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就是“文质彬彬”。这种人，只能靠礼乐锻造出来。
周王朝开创了“礼乐治天下”的中华特色，而教育就是实现这个特色的唯一手段，周代开始设置学校，“国学”是大学，教人自我管理，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乡学”是小学，教人洒扫应对、尊老爱幼。但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平民和奴隶没有学习的权利。几百年后，这种情况被中国第一圣人孔子改变。
中华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周公的功劳。所以有人说，周公的功绩远在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之上。
因此，夏、商、西周三代对中华厥功至伟，尤其是西周，可谓是自黄帝确立“中华”观念、尧确立“谦让”美德、舜确立家庭伦理、大禹拯救中华之后的推陈出新者。其最大的贡献是让国和家二合一，确立礼乐制度，让中国成为礼仪之邦、秩序之国。
对于这些伟大的人物，有人曾问王阳明：“尧、舜乃大圣人，为何不制礼作乐，要等到周公来制礼作乐呢？”
王阳明回答：“任何人做事，都需要适应当时的大势，如果和当时的大势不合，即使知道某种事情非常好，也不会去做。尧舜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礼乐，而是填饱肚子，所以不需要礼乐。而周公时代，人们已经能填饱肚子，建立良好的秩序刻不容缓，所以周公才制礼作乐。”
在应该做这件事时敢于担当，即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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