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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说自己“述而不作”,即只继承而不创新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是既有“述”的一面，也有“作”的一面，一方面广泛地学习和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学术文化，一方面又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孔子的学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礼“、“仁”和“中庸”。孔子治学可能是从“礼”开始的。他儿时做游戏就模仿礼的仪式：“常陈俎豆，设礼容“,30多岁时，还专程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所以对“礼”十分熟悉。他说过：“夏代的礼我是知道的，但杞国不足以证明；商代的礼我也知道，但宋国不足以证明。这是因为他们的文献不充分的缘故，如果文献充分，我就可以证明了。”
杞国故城遗址按照古代典籍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杞国是夏代后裔的封地，宋国是商朝灭亡后周王朝给微子启的封地。孔子认为杞国现在的礼制不足以证明夏礼，宋国现行的礼制也不足以证明商礼，表明他曾经深人研究过古代的“礼”。他又说：“殷商继承了夏代的礼，废除什么.增加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殷商的礼，废除什么、增加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这也同样说明，他曾经深入研究过“礼”的沿革。正因为孔子对历代礼制十分熟悉，所以他曾很有把握地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指在东方恢复周礼）乎！“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是各种典礼的仪式，也包括各种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是从政的必要知识。
微子启雕像由于孔子没有机会在治国中实行“礼治”,于是便希望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体现“礼”的要求，至少是他周围的人应该体现“礼”的要求。所以他教训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他要求他的学生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所说的“礼”，现代文化学一般看作制度文化。它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所以，孔子不是把礼、乐看作徒具形式的东西，而是特别重视礼、乐的内涵，并且很敏感地从它的形式变化发现内涵的改变。有一次，子贡想省去朔祭用的羊，孔子则对他说：“赐（子贡的字）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还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都表明，孔子特别看重在礼乐形式背后的内容。
子贡剧照在春秋时代，西周代的礼乐制度被破坏了，“礼”的形式和内容都改变了。孔子受不了这种改变，当他看到饮酒器“觚”的形制变了样时，不禁感叹道：“觚不觚！觚哉，觚哉!”“觚”只是饮酒时使用的礼器，它的形制的改变还没有表现出政治关系的根本改变，所以孔子仅仅发出几声感叹。而一旦庙堂的礼制也被破坏，那就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孔子当然就不能忍受了，他甚至会愤怒起来。比如鲁国季孙氏（即季平子）“八佾舞于庭”,就是严重的“僭越”行为，孔子听说后，不禁愤怒地指责：“这种事他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他会不忍心去做呢？”
春秋时期的觚“佾”是舞蹈队列，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可以在宫廷中使用“八佾”舞蹈队列，诸侯只能用“六佾”,大夫只能用“四佾”,士只能用“二佾”。季孙氏只是大夫，居然用了“八佾”规格的舞蹈队列，这是对周礼的公然违背，也是对政治秩序的严重挑战。孔子看重“礼”的内涵，与他重视“礼”的目的是有联系的。他无论是想将“礼”用于治国，还是想用于个人的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建立有序、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孔子的设想发展，周礼还是被打破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无法挽回的变化，孔子也只能兴“礼崩乐坏”之叹。
八佾舞重视社会秩序的恢复，使孔子在“礼”的问题上显得比较保守，但不能由此说他主张“复古”。他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他看来，西周不仅继承了夏、殷二代的礼乐制度，还有所发展，从而使周礼显得更加美盛，所以他主张遵从西周的礼乐制度。由此可见，他追求的是他心目中的“完美”而不是“古老”。如果孔子是个复古主义者，那么，作为商朝人后裔的他，即使不想恢复夏礼，起码也要恢复“商礼”。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创立儒学和儒家学派儒学即儒家学说，是以“礼”和“仁”的思想为基础形成的政治伦理学说体系。
礼乐制度孔子用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育学生，逐步形成一个信奉他的思想的学术团体。这个学术团体就是儒家学派。但不论“儒”的称谓是怎样来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儒”，而是指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术派别。学术界一般将这个学派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第二阶段是由汉代形成一直延续到唐代的经学；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的性理之学，为了表明宋明性理之学与原始儒学和经学的差别，又将它称为“新儒学”。其实，唐代的儒学与汉代经学并不完全相同，它受到南北朝时南朝的“义疏”之学的影响，
参考资料《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