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一般随着国家的形成就会出现，所以在夏朝建立后，华夏就已经有了民族意识，只是非常的不明确。即便改朝换代，商人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称呼仍旧是“方、戎、狄”等部落称呼，人们尚未有与夏、商对立等同的民族意识出现。到了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后期，蛮、夷、戎、狄实力增强、对中原骚扰不断，最后成为威胁西周王朝存亡的关键角色，人们才拥有了真正成熟的民族意识，也有了清晰的民族之分。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原地区的文明主要是围绕着黄河发展开来的，到了西周东周时期仍旧如此，自然地，位于南面的楚国显然是被划分到了夷狄的范围。那么，被认作是夷狄的南方霸主楚国，是如何一点一点摆脱人们心中固有的蛮夷印象，逐渐融入中原、融入华夏民族，甚至最终与其他大国逐鹿天下的呢？
一．礼乐兴邦：华夏民族的区分
西周成功翦商后，面对百废待兴的社稷，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吸取了夏商两朝的惨痛教训，西周不再以天神为唯一的标准，而是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德，将之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礼乐”制度。自此，我国社会便进入了礼乐文明的时代，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宗周礼乐文明闻名于世。
“礼乐”被纳入西周的政治体系后，就不再渐渐的以一种文化的身份存在，它更是秩序、礼法的一种体现，是社会秩序的根本构成。协调人神关系是礼乐过去的主要责任，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是宗教的维护手段和方式。到了西周，虚无的天神带给人们的影响减弱，于是“礼乐”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而作为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得到不断的强化。
西周礼乐的设计范围十分广泛，上至政治下至衣食，可以说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涵盖在内。周礼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为礼仪之礼：“礼仪之礼”即系统的礼仪文化，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周礼》中所记载的“吉、凶、宾、军、嘉”五礼。诸多的礼仪规范几乎涵盖并指导着整个西周社会各个方面的正常运转；二为礼义之礼：《礼记》中记载，“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由此可见，“礼义之礼”当为周礼的核心与根本。在“礼”的限制与规范下，人们逐渐形成了道德观、有了对自身行为的规范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规范。而在宗法制的加持下，“尊尊”“亲亲”既是周礼的两条根本准则。这是周礼在社会道德层面对人们思想的改造；三为礼制之礼：其核心在于“制”，也就是政治统治制度层面对“礼”的运用。“宗法制”与“分封制”双管齐下，“礼”则是加强并且使这两种制度之间紧密结合，从而使得等级与血缘成为社会分层的根本所在。
“礼”更多的是从社会层面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进行改造、重塑，从而达到统治需要，而“乐”则是通过其本身存在完成对人们的政治教化功能，最主要的途径或许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巫”，也就是远古宗教。
礼乐制度结合，就成为了周人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统治的一套独特、全新的制度。它将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等几乎所有显而易见的层面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得人们明确自己的阶层与存在，使得周初的统治迅速稳定下来。但是这种过于稳定的制度，没有给人们改变的机会，因此，当有人试图改变的时候，礼乐制度就将受到巨大影响。
二．“我蛮夷也”：楚国的蛮夷身份深入人心
如传统命名一般，楚国是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得名。楚人生活在荆楚地区，有着相同的文化、语言、经济生活和政治社会结构。关于楚民族的来源有中原、东方、西方、南方四种说法，每种说法都有其一定的文献依据，故我们无法准确判断。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楚人是颛顼的后代，直系祖先是季连，自季连之孙穴熊起，楚人奔向四地，中原、蛮夷皆有。因此我们推断，就是这个时候，楚民族正式入驻荆楚地区。直到周成王时期，熊绛受封立国，从而楚国正式建立。
楚国的受封等级为“子”，品级相对来说已经很低了，且在受封之初，楚人本身对于中原的“礼乐文明”并不感冒，且时常自称“蛮夷”，楚王熊渠更是宣称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周王室与楚国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成王时甚至主动向周王室进贡，周天子亦下令周成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自此，楚国的“蛮夷”身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改变。
三．由夷入夏：楚国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当然，民族的融合并不只是天子与诸侯之间达成一致就可以完成，而是要通过文化融合才能最终形成。在这漫长的融合过程中，楚国的对于中原礼乐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直至最后产生了“以属诸夏”这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1.楚国积极吸收中原的礼乐文化
礼乐结合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是西周社会有别于周边地区的最主要特征，与宗法制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的各个阶层。当楚国开始向西周学习、努力向中原靠拢时，礼乐制度就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学习目标。
“礼”作为西周社会组成的核心枢纽，深刻渗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礼记》中所记载的五礼“吉凶宾军嘉”很清楚的表示了“礼”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楚国想要融入中原社会，礼乐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祭祀礼仪尤为瞩目。
“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祭祀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由夏至周的千年岁月里都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随着宗教影响的逐渐扩大，影响到了人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一应事宜。因此，对于祭祀这样重要的事宜来说，周人自然是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严格、繁杂的礼仪规范制度。紧密相连。以及通过诸多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楚人的祭祀礼仪与周人的礼仪制度几乎一致。楚国巫师在楚昭王病后占卜，得出的结论是应当祭祀黄河之神，以消弭黄河之神作祟，而楚昭王谨遵楚国的祭祀制度，不祭国境之外的山川之神，黄河显然并非楚国境内。这样对于制度的坚守，可见楚国所学习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制度，其背后深刻的礼仪同样被人们所重视。以我们所熟知的诗人屈原为例，屈原以其独特的骚体赋在文坛中颇具盛名，而他诗歌中的主题内容无不与神鬼息息相关。窥一斑而知全豹，从祭祀制度的影响程度来看，楚国在礼乐制度上的学习程度十分深刻。
2.学习使用中原的语言、典籍
仅仅是制度上的学习有些只是流于表面，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化内核的学习与理解，语言的互通与典籍的学习尤为重要。为了对宗周礼乐文明有一个更细致、更深入的学习与了解，楚人自觉学习了周人当时的官方语言，也就是“雅言”。从诸多文献中来看，当时楚人在进行对外活动时，所讲所用都是“雅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语言上能够形成共鸣后，楚人在精神上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周文华的影响。
语言上没有障碍，随即楚人便开始了对中原典籍的研究。《楚语》记载到，楚国贤大夫申叔在解释自己教育太子的想法时提到，《春秋》、《世》、《处》、《乐》、《志》、《训典》等都是需要重点学习的对象。后五本书已经失传，我们无法得知其中的具体内容，但是《春秋》《诗》《乐》等都是最典型的中原典籍。这是对太子的教育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推及，楚国贵族教育主要就是以中原典籍为核心的，由此，对于国民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是自上而下逐渐传播开来的。而这些学习的内容，实质上与西周的官学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力气与精力学习来的礼仪、文化，当然不能只是摆着好看的，学以致用才是楚人的目的。西周官方的文化被很好地融入到了楚人的日常生活中，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了西周的影子。
以上几种情况，都说明了楚人在各方面向西周靠拢。也凭借着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楚人逐渐摆脱了“蛮夷”的标签，“以属诸夏”逐渐被完成。
四．结语
去除那道看似遥不可及的屏障，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在现代的眼光看来，这不过是民族意识的逐渐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艰难屹立在在那个年代的楚国来说，这是付出了数辈人的献血才最终辛苦换来的。由夷入夏，不仅仅只是摒弃成见那么简单的一句话。这是文化与精神文明上的互相交融，最终形成的最喜闻乐见的结果。
参考书目：
[1]叶晓庆：《宗周礼乐文明与楚国“以属诸夏”的民族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