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之义有“行走”和“行礼”双重内涵，其最为重要的媒介角色不仅在于他是“行走的信使”，更在于他是礼法的施行者。作为媒介人物，“行人”承担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沟通诸侯等传播职能。
“受命不受辞”是先秦行人的重要特征。在长期的政治沟通与交往实践中，“行人”也形成了自身的职业与传播伦理，表现为对忠信、礼仪和辞令的追求。“行人”是先秦朝聘活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朝聘制度的演变，“行人”的名与实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西周“行人”还是王室的使官，到春秋时已成为使者的泛称，而至战国则变身为纵横家，其媒介角色、沟通职能和传播伦理都与之前迥异。尽管战国以后“行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古代中国特色的媒介实践和制度遗产，先秦“行人”对后世的职官制度、邦交思想、采诗实践及文章体式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既是“士”的品格，更是“使”的使命。
孔子之所以用“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来突显“士”的品格，显然看到了“使”与“士”之间的关联。在中国古代，“使”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在内政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与协调功能。与史官一样，先秦“使者”名目繁多，但在所有“适四方”或“使于四方”的使者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知名的就是“行人”。《周礼·秋官司寇》中小行人“使适四方”，描述的就是行人的职责。在《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论语》《管子》等文献中也都有关于“行人”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先秦的“行人”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路人不同，他是专司外交的一种职官，也可以视为邦国交往的使者，这种使职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前。
晚清王韬《星轺指掌·序》：“行人之设，肇自古昔，然皆王国下逮侯邦；而诸侯亦各相聘问，藉以讲信修睦。”考诸先秦古籍，“行人”的类型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狭义上的“行人”，即作为周王室或诸侯国职官的专职外交人员。
这种“行人”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司寇》中的记载，“行人”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之分，其爵位和分工不同，“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另一种类型的“行人”则是广义上的“使者”的代称或泛称，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楚人执之（良宵），书曰‘行人’，言使人也。”章炳麟《官制索隐》：“行人之官，其名曰使。”
作为“使者”的“行人”可能是专官，也可能是兼官，所谓专官就是长期担任“行人”之官的人，如晋国的行人子朱、行人子员、郑国的行人子羽等。而兼官则大多是一时奉使，临时派出。
“行人”从专官到兼官，从特指到泛指的变化，大约发生在春秋时期，这种变化使得“行人”的内涵得到了扩展，成为“出使者”的代名词，也常被称为“使臣”“行介”“行理”或“行李”。
但考“行人”之职，我们会发现，不论是作为专官还是兼官，“行人”都负有上传下达，沟通交流的职责，其所从事的工作无疑是以信息传播活动为主的。作为先秦时期的外交官、沟通者和信息传播者，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信使”。
这一“信使”的沟通与传播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中，我们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