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译文：子路在石门住宿。早晨值班看守城门的人问：“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儿。”守门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成而偏要坚持去做的人吗？”由此章读开去。先侃孔子，再侃老子。（一）石门是哪？石门是鲁国都城曲阜外城的城门。据说，曲阜共有七个城门，南边的第二个门就叫石门。孔子第二次周游列国，道不能行，于六十八岁时，结束了他十四年的游说生活，率弟子们回鲁国的老家。子路打前站，先到石门，已天晚，在城门外住了一宿。于是，就发生了石门这段对话。这段对话记录了当时的人对孔子的评价。有的资料里说，这个看门人是个隐士，如果这个看门人的身份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隐士，那么这个看门人的行为就和孔子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明明是个高人却当个默默无闻的看门人，这是典型的“贤者避世”了，知其不可为则不为。看门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几个字，既总结了孔子晚年长达十四年的任性行为，也准确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奋斗精神。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五十知天命”，人生过百，人事已练达，社会规律自然规律最终让人叹服，人力有不济的时候。人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顺其自然。复周礼，行仁道，是孔子认定的伟业，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这个目标要实现多难，可想而知。但是，在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已知天命的年纪把自己当青年抓，燃烧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斗志，勤奋拼搏，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关于复周礼，可能有人要说孔子迂腐，但是如果了解了孔子对周文化的看法，你可能就明白了孔子那份执着。孔子对周朝礼仪制度有这样一则论述：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孔子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和思考，他认为“周朝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已经极其丰富多彩了”，所以他要“恢复周礼按照周朝的礼仪制度办事”，通过“复礼”，来使天下“归仁”。孔子的执著，源于对周文化的欣赏，这份欣赏带给孔子行事的自信和动力。《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匡地时，面对一群人的围追堵截，孔子丝毫未慌乱，说：“文王去世后，周代的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样呢？”类似的话，孔子还说过一次：《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公伯寮（liáo）愬（sù）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面对公伯寮的毁谤，孔子也是非常淡定：“我的主张将实现，听之于天命；我的主张将永不实现（被废掉），也听之于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样呢！”这份镇定，既来自于对周文化的自信，来自于心中的使命感，也来自于知天命的睿智。这自信、这使命感、这睿智促使孔子做出了那些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行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孔子的行为则传达了儒家鲜明的处世态度：做人，就要有所为！（二）儒家的处世态度，一向是积极的，在立身处世方面，提倡积极寻求能为世所用的机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在无道的国家，大富大贵是一种耻辱。但是在有道的国家，不为国贡献才智，不尽情施展才能，贫穷且地位低下也是一种耻辱。因此，在太平年代，要有进取精神，要有所为！提到“有为”，可能会自然地想到道家的“无为”。“无为”和“有为”乍看，好似一对反义词。其实，道家的“无为”并非真的是什么都不做，道家的“无为”是一种巧妙迂回的“有为”。《老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教之言。道家和儒家其实是有思想相通之处的，两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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