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连怎么挂号 https://m.39.net/pf/a_9374760.html统观春秋之世，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否，会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形势、格局造成不小的影响。当国家在经历了灭亡继而复存这等大事后，其对内的政治方针和对外的外交策略必会进行一定的调整，而邦交关系上也一定会倾向于帮助其复国的国家，从而也会使施助国的势力范围产生一定的变化。一、复国现象对春秋政治格局的影响（一）邦交关系与外交策略的变化关于春秋时代的“邦交”，这样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列国势力瞬息变幻，盟友、敌军更迭无常，邦交原则也由“崇礼义”慢慢转向“重利益”。自齐桓公率领各诸侯在楚丘筑城，并于公元前年复封卫国之后，卫便开始实施追随齐国的外交策略。齐桓公七年（公元前年），齐在通过鄄地会盟确立了霸主地位之后，共召开过十五次同盟国间的盟会，而于齐桓二十八年才复国的卫国，便参加过这十五次盟会中的九次。齐国通过对卫国的施助使其自愿地加入了“诸夏”组合，壮大了自己的阵营。随着齐桓公的逝世，齐国的霸业也就此终结，而前期一直在积蓄力量的晋、楚两国，自此拉开了近百年的争霸序幕。齐桓公去世后的第七年，晋文公才刚刚继位，还未立足脚跟，此时中原诸小国都迫于楚的强势而纷纷附楚，曹、卫也不例外。楚成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年）楚国包围了投晋的宋国，晋设计灭曹、卫以牵制楚国，经过多方面斡旋之后，晋以叛楚为条件答应恢复曹、卫。复国后的曹、卫纷纷退出了楚国的阵营，进入了观望状态。失去曹、卫给楚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形势的巨变使楚国在城濮之战中惨遭失败，严重破坏了其北上中原的计划，而晋国的胜利使得中原各小国纷纷投向晋国，卫国也派使臣前往践土与晋国结盟，承认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二）诸侯国势力范围的变化放眼两周之际，以平王东迁洛邑为分界，前后的国际政治势力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迁后的周王室领土面积狭小，军事实力较之前相比大大减弱，对诸侯国的统治力度也逐渐衰弱，整个社会形势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向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随着列国的角逐与争霸战争的进行，逐渐形成了以齐、晋、楚为首的势力集团。虽然陈、顿、蔡、许四国在复国前后都附于楚国，但楚经过对陈、蔡的反复灭亡与复立，以及助顿、许复国的行为之后，既在声誉上获得了国际认可，增强这四国对集团内部的向心力，又可逐步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阵营中，为其所用。晋复曹、卫是直接将原本亲楚的两国纳入了自己麾下，加之城濮一战的失败，重重打击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和其北上中原的气焰。齐国封卫也是为自己霸政下的“诸夏”阵营增添了有力的一员。二、复国现象与夷夏观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开始以华夏族自称，除此之外的非华夏族人则统称为夷，虽然《礼记·王制》中将东南西北方的民族有所区分，但广义上的夷指的就是除华夏族以外的四方所有民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将东周王室以及齐、鲁、晋、郑、陈、蔡等诸侯国称为“华夏”、“诸夏”、“诸华”或“中国”，而蛮夷戎狄，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被以少数民族视之。中国古代将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一些理念、准则称为夷夏观，它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成熟，记载于早期典籍中的服制观念、“严华夷之辩”、“夷夏一体”、“用夏变夷”等内容是夷夏观的主体。春秋时期的复国现象中蕴含着不少夷夏观的内容。早期之时人们是从地域方面来辨别夷夏的，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从而出现了“内外有别”、“夷夏大防”等准则，当华夏族之外的夷狄部落来犯时，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应同气连枝，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春秋时期的争霸阶段从周桓王即位起到践土之盟为止，统共八十八年，北方的秦、晋、齐，南方有楚、吴、越，南北方霸主之间有一个的不同点在于北方霸主的争霸行为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因为“尊王”可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而“攘夷”能煽动民族情绪，迎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共同心理，从而能够取得广大华夏民族的拥护。因此齐桓公也将它作为其取得并巩固霸权的政策和战略方针，复卫便是他发动的“攘夷”事件之一。齐国恢复卫国，除了履行“兴灭继绝”的义务外，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维持霸业。在四方夷狄入侵面前，以大国之势出手相助，救同胞于危难，保其宗嗣国祚，同时在国际上为自己赢得了口碑，巩固了霸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华、夷地缘关系的弱化，礼乐文化逐渐成为了二者的区分标准，认为华夏与夷狄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崇尚礼乐，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高下。这就使得复国现象的出现有了另一层含义——用夏变夷，即为使周边国家完成从夷到夏的蜕变。周成王时封楚先祖于楚地，楚国自分封时便位于荆楚荒蛮之地，一直以来，不仅中原国家将其视为蛮夷，他们自己也都是以蛮夷自称，楚国第六任国君熊渠就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后来随着楚国对宗周礼乐文化长期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吸收，开始逐步摆脱“蛮夷”的印记，遵守同盟国之间的信义帮助顿、许复国；重德守礼而恢复了陈国等，这些符合礼乐要求的行为，使其一步步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取得与中原国家同等的政治地位。使得楚国从一个被中原国家所看不起的南蛮小国，直至取得霸主地位，完成了从夷到夏的蜕变，甚至有学者认为楚文化的主干就是华夏文化。三、复国现象与周礼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周公将前代遗留下来的部分礼乐文化传统进行改造、整合，形成了一套社会文化建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周礼”。他将礼、乐纳入到政治制度层面，使其政治性功能逐渐强化。西周灭亡之后，周王室又在洛邑继续延存了年，使得周王室的历史比曾经统治过中国的其他任何王族或帝世都更为长久，这其中周礼贡献的力量不容小觑。周礼自周公初创，历经了西周二百多年的发展、完善，行至春秋，对周王、诸侯以及下属各级卿士的政治行为的支配已经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渗透；而至战国时期，通过各国的变法改革，礼的观念逐渐被法的观念所取代，到了秦朝正式确立了以法家为主导的治国思想，为后世沿用。因此春秋时期可谓是“礼治”理念发展的最后的“巅峰”，从复国现象的相关活动体现出来的礼中也可看出，周礼在这一时期仍然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过，虽然周礼从西周初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仍在发挥着作用，但其具体的内容、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使得诸多礼乐制度的捍卫者发出“礼崩乐坏”的哀叹。这些变化在复国现象中体现地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部分事宜从为天子所支配变为由霸主所操纵。西周之初实行分封制，诸侯的土地财产皆是君主分封而来，诸侯们必须承认并服从君主的最高权利。诸侯国的分封更是由周天子进行的，诸侯国君如果不经过周天子的任命、册封就不能为诸侯，其他诸侯国也不会承认，灭亡的国家也是要由天子进行复封。但到了春秋中后期，复国的“重担”就从周天子转移到了各诸侯国身上，《左传》所见所有的复国现象，没有一例是周天子所为，这项权力旁落到了晋、楚、齐、鲁等大国手中。这也正是西周至春秋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的典型范例。西周春秋政权逐级下移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君主与贵族的地位是由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来决定的。此外，《左传》好预言是专家学者们的共识，而《左传》中所记载的这些复国现象，同样隐约能看出复国相关预言角度下的周礼一面。在《左传》出现的这些预言中，不乏对某些国家在灭亡后能够复国的预测。这些复国预言很好地展现了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德合一的天命思想，他在先秦政治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一环。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是指天对人世的意志完全以德为依据，这也就意味着天是有伦理理性的可知的存在，因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直接决定了行为实施者未来命运的走向。在孔子正式提出“为政以德”之前的时代里，西周在继承前代天命神学的基础上，提出“以德配天”，将政治与原始宗教神学相结合，用“德”来规定天的权威，然后借助天的权威来实现将“德”置于政治中心的目的。从而达到以“德”来控制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提高礼乐教化的效果，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纳上下于道德”。结语综上，一个国家在复国后，邦交方面会向帮助他复立的国家倾斜，继而使施助国的势力范围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对周遭的国际形势造成一定影响。《左传》所见复国现象的背后蕴藏着夷夏大防和用夏变夷的夷夏观，这些是当时人对待四夷的态度和准则。通过复国现象我们既能看到周礼在这一时期的仍在延续，并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礼在实际践行中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形。从复国先关的预言中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思想家仍试图用礼义德信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总之，透过复国现象可发现，周礼在春秋时期并未真正崩坏，他对时人，特别是统治阶层的言行仍有着一定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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