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他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影响。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兴盛，加强了周王的统治，并对后世的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朝在商代的基础上，总结亡国经验教训，励精图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可以看出，周代处于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是周朝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维护周朝森严的等级制度的重要工具。周公制礼作乐加强和稳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但又从另一侧面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周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音乐机构即“大司乐”。
周人又依此五礼对音乐舞蹈加以分类，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享受不一样的音乐歌舞，以此来时时提醒各自的身份地位，加强等级观念，维护王的统治。
有着明显的身份象征，不能用错礼仪，否则会被以为僭越。如果说“礼”规定了身份地位的不同，强调的是遵守，那么和礼相配的则是“乐”，“乐”自周代兴起就是“礼”的承载和表达，用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随着礼制的规范，“乐”就成了“礼”的附庸。在周代，广义的“乐”指诗、歌、舞的三位一体，乐器种类也相当丰富，《周礼春官》将乐器分为“金、土、木、石、革、匏、丝、竹”八类，即八音，可见我国自古音乐理论起步的就比较早，且发展完善，不同的礼制要配以相应的音乐，“乐”的作用在《周礼‘大司乐》当中明确提出，借以达到礼乐教化的目的。《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礼乐”对《诗三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国风、大小雅和颂在当时都是配以歌舞，达到娱乐教化的作用。在贵族阶层，礼仪和音乐是他们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诗三百》中剧诗的主要内容通读《诗》会发现，三百零五篇就是记录有周时期，我们远古先民的一部历史画卷，囊括了婚恋诗歌、祭祀诗歌、徭役诗歌、民族史诗、宴飨诗、政治抒情诗等题材，内容丰富，也是后世诗歌题材之滥觞。
这些故事主要集中在十五国风里，我们略举几例：《召南行露》比较特别，它讲述了一位刚强的女子在面对逼婚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决，她把逼婚人比喻成“麻雀”和“老鼠”，即使对方威胁要将其法庭，送她进牢狱，她也毅然决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表达了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对逼婚人的愤慨。这也是最早描述烈女形象的诗歌。豪强形象虽未出现，但已潜藏在读者的意识里，由此想到了关汉卿《窦娥冤》中张驴儿想要霸占窦娥的故事，或许窦娥这一形象的原型来于此？可以说《行露》是对“烈女”这一形象的最早塑造。十五国风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多种多样，主要集中于思妇和怨妇。最有名的是一首《卫风氓》，在《氓》当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男主人公“氓”从“抱布贸丝”的求婚到遗弃女主人公的整个过程，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一方面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另一方面诗人以女性的口吻来描述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和不幸的悲惨遭遇，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代言体诗歌了。和《氓》一样都是写弃妇诗歌的还有《谷风》、《我行其野》，女主人公的悲惨境遇让人不忍读，《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弃妇形象，为后世剧诗中弃妇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典范。还有描写男女约会的欢快场面的诗歌，比如《静女》、《采葛》、《君子阳阳》、《桑中》、《野有死麇》、《绸缪》、《晨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杨》等，或含蓄、或直白、或辗转反侧、或直截了当，刻画的主人公形象都是那么的可爱和生动，也有千古情歌的《关雎》、《蒹葭》，可称之为青春剧的《泽陂》等。以上列举的都是婚恋生活的诗歌，还有征夫思妇的故事，比如《无衣》、《殷其雷》、《雄雉》、《击鼓》、《伯兮》、《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陟岵》、《东山》、《釆薇》等，《君子于役》是女主人公对在外征战丈夫的思念，《王风‘扬之水》则是与《君子于役》相对应的男主人公对在家妻子的想念，“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月予还归哉”，感情质朴，相思之情跃然纸上。《无衣》则是一首催人奋进的战歌，表达了将士们同仇敌忾，战死沙场的勇气。《东山》和《采薇》则描述了征夫归途的所见所闻，触景生情，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他归家的急切心情，进而想起妻子出嫁时的场面，表达了征夫对亲人的思念。此外，在十五国风里，也出现了较早的对话体诗歌，比如《鸡鸣》、《女曰鸡鸣》、《陟岵》、《车邻》等，或简单描述夫妻的日常生活，或表达对家乡的思念，或描写君臣会面对话，吹拉弹唱。《王风黍离》是东周的一位官员重游覆亡的西周故土时的所见所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只是后者将这种黍离之悲表达的淋漓尽致啊！
对贵族雅士之间的宴飨娱乐的场面描写细致且宏大，描摹了一幅幅雅士之间互相欣赏赞颂的画面，格调高雅，对周朝王公大臣的赞颂则洋洋洒洒，铺叙万千，从诗歌当中能体会到诗人对周王朝清明的政治统治以及周王朝礼贤下士的向往；表现小官吏刺世嫉俗的诗篇有《沔水》、《鹤鸣》、《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四月》、《北山》、《鼓钟》、《板》、《荡》、《抑》、《瞻卬》、《召旻》，它们讽刺的对象主要是周幽王和周厉王，有的是无情的讽刺和揭露，有的是苦苦的劝诫，表现了他们对上层统治的不满和对国家的热爱，借古喻今，娓娓劝说，从中我们能看出一代臣子之心。其中《抑》开创了诗歌的第二形象，《抑》讲述了卫武公在周厉王朝为相的时候，规劝厉王并自醒的一件事，诗歌词语恳切，表现出了正直大臣对君王的苦苦用心，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少年天子在聆听老臣教诲时的谦恭形象，还不是那么的无可救药，这个谦恭而又羞愧的少年形象就是诗歌的第二形象。这部分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大雅和颂诗中，表现周民族史诗的有《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表现商民族史诗的有《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些宏达的民族史诗，叙事结构完整，气势恢宏，极尽铺陈之能事，表现了对祖先开辟疆土的不易和崇拜赞颂，还有的是帝王本人在祭祖时所唱的祭祀歌词，所以又称庙堂祭祀，关于庙堂祭祀的诗篇还有《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雍》、《载见》等，这些诗歌不仅恢宏有气势，而且语言格调高雅，即是对祖先的赞美，又是对自我的醒悟，还有的是对山川河流之神的祭祀——《天作》、《时迈》、《般》，对春神的祭祀——《载芟》等等，开创了我国庙堂文学的先河，在这些祭祖和祭祀诗歌里，我们看到了周民族确实是一个十分讲究礼乐文化的民族，周文化奠定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石。
《诗》的内容丰富，我们只能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从这些内容当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未来剧诗发展的一个方向，即乐歌的成长和叙事技巧的不断成熟，这是诗歌最终的归宿。
《诗三百》中剧诗的艺术形态《诗》作为乐歌，是其成为剧诗的基础，事实证明《诗》确是乐歌，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乐谱已经不见于世，但这并不能否定《诗》作为乐歌的存在，那么作为配乐演唱的《诗》，他作为剧诗的肇始，有哪些艺术特点呢？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呈现出类型化和异体同声化的特点。无论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还是对征夫的刻画，我们找不出与之不同的性格特点来，对人物个体性格的忽视导致人物形象的平面化和模糊化，所有的思妇怨女、征夫大夫似乎都说着一样的话语。他们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话语，符合自身身份特征的话语属性，但却不能达到剧诗对塑造人物形象要求典型化的标准，这也是剧诗这一文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跨越的初始阶段，也是值得包容的阶段，因为任何文体都不可能自诞生起就完善起来。
关于《诗》的象征性特点，我们从《鸱鸮》一诗来看起，《鸱鸮》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个运用托物象征手法的诗歌。鸱鸮是猫头鹰，诗人以鸟自喻，讲述猫头鹰养育自己的孩子到孩子被抢走最后家庭险遭破坏的一段痛苦经历，全诗以鸱鸮这个意象贯穿全诗，借鸱鸮来表达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强烈控诉，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喻体，这种托物以言志的运用，给后世文学艺术的创作以灵感和启示。此外，《诗》中的一些意象的运用，比如“哀鸿”象征着流离失所的难民，“庭燎之光”象征着君王的勤政爱民，“奔流的沔水”和“疾飞的鹰隼”象征着危急的政治局势等等，这些象征意象的灵活应用显示出了剧诗在表达技术的成熟，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诗》最显著的艺术特点。《诗》中用词丰富，单字的运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比如表达用手握这个意思就用了“采”、“拾”、“提”、“抱”等等单字，诗中对同一意象或名词的不同用法，就是语言的具象化，比如，“浒”和“漘”都表示水边的意思，是一个物象的多种表达。语言的具象化，可以使诗歌表达形象生动且富有艺术魅力。
《诗》语言的格调高雅是受当时整个礼制文化环境的影响，雅和颂的创作者大都出身高贵，他们接受文明教育，所以除了国风中质朴率真的语言之外，《诗》的整体语言风格还是比较高雅的。
结语总之，《诗》作为剧诗的发轫之作，已经开始缓慢进行，无论是在诗歌内容上还是艺术特点上都有其独特的魅力，风、雅、颂和赋、比、兴的手法为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诗》奠定了我国剧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剧诗沿着这条脉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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