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青铜器，开青铜礼器之先。它们朴实无华，纹饰简单，仅有少量的饕餮纹和乳钉纹等，但已出现了青铜和玉石的组合形态，如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商朝和西周，是我国青铜文化的巅峰期。商朝青铜器向着大型化发展，饕餮纹、夔龙纹、蟠龙纹、龙凤虎羊鱼鸟等动物纹、勾云纹、云雷纹、乳钉纹、扉棱勾纹盛行，华丽而张扬，神巫图腾意味浓厚；铭文（金文）开始出现。原生陨铁也在商朝被最早使用到青铜兵器之上。商朝时，玉、绿松石和青铜组合在一起，制作成更为复杂和精美的礼器，在西周继续发展。周王朝把璧、圭、璋、琮、璜和琥，定为玉礼六器，用以分别礼祭四方和天地。西周的青铜器，除了延续大型化的趋势外，龙凤纹仍较常见，其他动物纹明显减少，是信仰归于统一的表现。《山海经》最终完成写作，传统汉族区域内雄居一方的史前各族群首领，都被描写为“乘龙”的形象，证明“龙的传人”的思想，自夏禹时代以来，一直在传统汉族区域深入人心。但西周青铜器上包括龙凤在内的动物纹，都脱离了写实的风格，呈现出抽象化的特点，与此同时，规律性的波曲纹流行。它们宁静而厚重，没有了商朝青铜器浓厚的神巫气息，代表着世俗王权绝对权威的确立和礼制的规范性要求；铭文大量出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西周时，冶铁技术迅速成熟。商朝和西周，青铜器错（镶）金银技术兴起，尽显上层贵族生活的富丽奢华。
西周在王权至高无上的前提下，实行了分封制。除了周王室成员和功臣勋贵得以分封大部分土地外，前代圣贤如黄帝、炎帝、尧、舜、禹和商朝帝王的一些后裔，也在分封之列，且位居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之首的公爵。周礼于分封制确立后应运而生。她包含了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上古至殷商时期的神巫礼乐文化的发展，更侧重于建立行为准则以维护统治秩序。周礼被后世儒家发扬光大而影响至今。西周社会的文化盛况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相得益彰，完全将周边区域的文明和文化甩在身后。建立在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的华夏族，渐趋成形，而周边区域则被分别指称为蛮、夷、戎、狄所居之地。它反映了周朝社会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和对周边区域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诗经》将周朝人的这种心理记述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华夏的称谓，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甲骨文中虽未发现“华”字，但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金文，则出现了近似花的形状的“华”和“花”的共用字。这种情况在金文之后的篆、隶体都未改变，一直延续到东汉。可见，“华”在当初既可以作为名词“花”来使用，也可以用来形容如花般的绚美和光彩。当然，作为族群的称谓，肯定是后者的含义。从考古成果上来看，“华”（亦可称“花”）与仰韶文化有关。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唯有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存在着大量的花瓣纹图案，她们从关中地区出发，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海河流域、汉水流域，影响广泛，而华山就矗立在关中地区。从文献中的传说上来看，把“华”（亦可称“花”）最早纳入姓氏的，是华胥氏，她被认为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相当久远。华胥氏的遗迹以关中地区较为富集。“夏”字在甲骨文中为头顶烈日一人的形象，当指季节，可引申为阳气正盛。金文和篆体的“夏”字，去日而加上张开的手脚，有形容高大和强有力之意。正如《尔雅·释诂上》所称：“夏，大也。”金文和篆体兴盛的年代，在周、秦之间，故而华夏一词作为族群的称谓，应指绚美而强大。唐朝人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则有自誉的成分啦。
《尚书·周书·武成》记录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说：“华夏蛮貊，罔不率俾（都来跟从）。”这里的华夏，还为单称，她们分别指称华族和夏族。
西周至春秋前期，华族指的是舜和商朝帝王的一些后裔，他们的封国被称为“诸华”。虞舜的美称是“重华”。对此，《尚书·舜典》的解释是舜“协于（尧）帝”，指舜的光辉和文德与尧相同。《左传》中记述了鲁襄公四年（公元前年）魏绛劝晋侯的一句话：“诸侯新服，陈（国）新来和，将观于我，和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当时魏绛劝晋侯不要去攻打戎，因为楚国正对陈国虎视眈眈，一旦陈国被楚国所灭，则以陈国为代表的华族势力，必定叛离晋侯的盟主约束。陈国是周武王分封舜帝的后人而建立的诸侯国。宋国与陈国相邻，是周武王分封商朝帝王的后裔所建立的诸侯国。结合上一节分析《礼记》中的“商人禘舜而祖契”这句话，说明商朝人自认为是舜帝的后人，所以，宋国也应在周初时被视为诸华之一。魏绛劝晋侯，做为晋国（周王室成员的封国）的国君，在与楚国争霸时，应注意团结华族势力。而楚国先王虽出身于颛顼一系，但长期居于蛮地，被视为“荆蛮”。西周至春秋前期，夏族指的是周人和夏朝遗民，周人自称夏人，把夏朝原直接统治区域的遗民称为“方夏”。这些遗民主要由黄帝和炎帝世系的后人繁衍而来。周人还把自己的发源地称为“区夏”，把分封于东方、管理夏朝原直接统治区域遗民的诸侯国，称为“东夏”，合称为“诸夏”。在《武成》中，周武王说：“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左传》记录了鲁闵公元年（公元前年）管仲对齐侯的一句话：“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国是姜子牙及其后裔的封地，姜子牙出身于炎帝世系，是我国史学界的基本共识。炎帝后裔的代表则被分封在了焦国。所以，齐国和焦国都在诸夏之列。《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年），姜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这里的“华”，就代指华夏了。《左传》还记录了鲁襄公二十六年发生的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其中的“楚失华夏”，意为楚国失去了对部分华夏族群所在国的控制。此处的“华夏”，字义连接性较强，可视为华族和夏族已经合二为一的称呼。《左传》中，孔子于鲁定公十年（公元前年）曾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句中的“裔”与“夷”相近，“夏”与“华”则指代同一个族群了，即华夏民族。也就是大约从这时起，我国古籍中开始将“华”、“夏”合称，华夏民族的观念，终于在春秋晚期确立了起来。当时的华夏民族，生活区域北至海河流域、南到长江下游，跨过中原西入关陇地区。虽然也有其他族群（主要是东夷各支）掺杂其中，但总以华夏民族为主体。
纵观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上古数千年来的多源汇聚，是其基础支撑；之前夏、商、周三朝一千五百年来未发生分裂、只以后朝取代前朝的相对和平的族群融合方式，功不可没；周朝初年分封诸夏与诸华，是其重要的中继站，代表着初步的族群认同；周礼则是华夏民族形成的文化主线；春秋列国的共主思想是其凝结于一体的动力源泉。
从战国时起，发生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但那是周天子权威丧失的表象，礼乐文化仍在各诸侯国内存续和发展。统一，是礼乐文化的必然追求，因而才有兼并战争。周王室对礼制教育的垄断消失，民间私学兴起，礼乐文化普罗大众，道、儒、法、墨百家争鸣。南方大国楚国进入周礼文化圈而被认为与华夏无异；后起之秀秦国，曾自认为是少昊之后，也把最高的祭礼献给华夏的共祖黄帝，弃血缘之别而加入了文化认同。文化统一先于疆域统一而发生。秦王赢政扫六合、车同轨、书同文，疆域统一带动了文化的彻底统一。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扩大到日后的传统汉族区域甚至更广。
蛮夷戎狄早就生活在华夏族及其先民的周边，其称谓产生的年代不同，具体所指也不一致，最早的可追溯到夏朝，如东方的“九夷”等。他们都不是一个民族的统称，其自身表现为众多部落和方国的形式。西周时，为了区别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周边部族，才以方向的不同，统称南方为蛮，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北方为狄。
蛮夷戎狄与华夏族及其先民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其中南蛮中有很多部族和方国来源于炎黄或蚩尤部落联盟，如大禹后裔无余所建的古越国及其人民；东夷中有很多部族与方国本就属于华夏族群，只是与周王室相对抗而被贬称为“夷”，如徐国；西戎中姜姓和姬姓之戎，应与华夏民族同源；北狄多与华夏人种有异，但是在北方与华夏杂居，狄人多居山林，华夏居于平原，并通婚姻。因此，蛮夷戎狄与华夏族及其先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为统一国家的诞生，奠定了民族血缘和文化传统的基础。
经过长期的战争和融合，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几个大国经过变法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空前增强，西戎被秦征服；北狄灭于晋和后来的赵、魏；东夷或亡于齐国，或被鲁国、吴国、越国和楚国吞并；楚国还兼并了大量的南蛮部族和方国。到秦朝时，岭南各族被称为百越，而将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族群，称为东夷了。
当我们重温这段文化碰撞的历史时，耳畔仍会响起刀戈撞击或金石鼓乐之声；脑际不觉浮现出那些刀光剑影和惊心动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