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的文学价值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就有所论述。自此以降，无论从创作的层面抑或从评论的角度，《礼记》的文学价值多受到多方推崇，黄山谷请教苏东坡提高写作古文的能力时，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植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明代王世贞《艺苑厄言》云:“《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近代学者吕思勉亦对《礼记》的文学价值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礼记》一书，“文字亦极茂美，不可不择若干篇熟诵之也……《檀弓》为记事文之极则，风韵独绝千古……《王制》为今文学之结晶……《学记》《乐记》文最深纯。《祭义》文最清丽。《坊记》《表记》《缁衣》三篇为一类，文极清稚。”特别是卢静的博士论文《〈礼记〉文学研究》，对该书的文学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地剖析，展现了蕴藏于《礼记》的文学内蕴，对于学界重新评价《礼记》的文学地位，很有现实意义。但学者多从《礼记》文本的角度解读，而忽视了其文学文献的价值。我们认为，从文学文献的角度来探讨《礼记》的文学现象，或许有助于学界更全面地把握该书的文学价值。
一、人物形象与故事素材所形成的文学文献
就现有资料来看，“文献”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书上，是从《论语》开始的。《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文獻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徴之矣。”郑玄将“文”解释为“典籍”，“献”解释为“贤人”。自此以降，中经曹魏时之何晏，直到南宋朱熹，一直承传了这种说法。杨伯峻先生亦认为，《论语》“文献”一词“包括历代的历史文件和当时的贤者两项。”杜泽逊先生认为:“‘文献’是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验证历史的依据，它可以是书，也可以是人，统称则为‘文献’”。虽然古代“文献”与当今文献的概念不尽相同，但即使从现代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被录制成为音像资料的人物声貌的确成为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被记录下来的人物形象本身就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自然亦是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若站在文学文献的角度考察《礼记》的价值，我们认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礼记》中储存着大量而丰富的人物形象资料。据卢静《〈礼记〉文学研究》一文统计，《礼记》一书共出现人物位，这些历史人物形象中，孔子、老子、周文王、周武王、晋献公、重耳以及曾子、子夏等本身就是我们进行文学再创作的重要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形象中，孔子的的形象着墨最多，整部《礼记》，孔子出场次数为次，其次是其弟子出现了次之多。这些形象的储备，为我们以后的文学再创作，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其价值不言而喻。以下是具体的论述:
第一，人物言行的文献———故事素材。曹道衡先生说:“《礼记》一书作为文学史料来说其实是远过于《周礼》和《仪礼》的，这首先由于《礼记》中有一些记载人们言行的篇章，颇有文学意味，其中有些故事，历来颇受传诵。”如晋献公杀世子申生、不食嗟来之食、文王尽孝、孔子埋马、原壤丧母、曾子易篑、苛政猛于虎、杜蒉扬觯、晋献文子成室等。
有关孔子的言行在《论语》《左传》《庄子》等著作都有出现，但《礼记》所记载的孔子却有其独特的一面，譬如，同样是孔子的故人原壤，在《论语》与《礼记》中的遭遇就不同。《檀弓》记载:“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原壤的母亲去世，孔子去帮忙治丧。遭逢母丧，本是人生大痛，可原壤非但没有哀戚涕泣，反而扣棺而歌，这都大大乖违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仪规制，但孔子却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协助料理着丧事。当从人建议孔子离开现场，停止助理丧事活动时，却遭到了孔子的委婉拒绝。百善孝为先，可以说，“孝”在孔子伦理思想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那些不孝的人，孔子是相当反感的，但是《檀弓》中孔子却对原壤很宽容，郑玄的解释是:孔子始终遵守一个规则，即“无有大故不遗故旧”，意即只要不是触犯杀父母弑君上等大逆不道的行为，孔子是不会轻易与故旧绝交的。对于原壤的行为，孙希旦如此解释:“原壤母死而歌，与子桑户死，孟子反、琴张临丧而歌相类，盖当时为老氏之学者多如此，然原壤之心实非忘哀也，特以为哀痛在心而礼有所不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略其迹，而姑以是全其交也。”郑氏孙氏解释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揭示了孔子宽厚大度的长者风采，同时也展现了有别于《论语》内的另外孔子的形象。
众所周知，孔子与颜渊情同父子。在孔子看来，能够“不迁怒不贰过”者，众多弟子中，唯有颜渊能做到，并深得孔门心法真传。颜渊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恸”也是理所当然的。当颜渊之父要求孔子卖掉车马为其子操办丧事时，却遭到孔子的拒绝，但在《礼记》中，孔子竟然用一匹马帮助一个关系一般的“旧馆人”办理丧事，的确让弟子们迷惑困顿。《檀弓》记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骖本是孔子所乘坐之车的两匹马之一，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少的财富;旧馆人也仅仅是以前孔子出使卫国时所下榻的客店的主人，两者的关系，即使称得上朋友，也绝不会超过与门人如颜渊的关系，孔子却毫不犹豫地脱骖赙丧，孔子唯一的理由是“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因为孔子特别强调表里如一，至诚待人，而反感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虚假行为。既然自己因哀而涕，就应该付出与哀涕之情相应的实物。为此，孙希旦的解释说:“凡赙，以钱财为常，其重者乃用车马。馆人谊疏，故子贡以骖为重而怪之……情必资物以表之，若无以赙之，则疑于情之不足，而向者之涕几于虚伪而无所自出矣。
上述所列故事，仅仅是《礼记》众多故事中的一项，但却丰富了我们对孔子的认识，也显现了《礼记》的文学文献价值。
第二，人物声貌神态的文献———细节刻画素材。两千年的人的衣着与神态与今天的差异是肯定的，现代戏剧中的先秦人物虽然可以虚构和夸张，但观众更喜接近真实历史的人物形象。如何比较真实地再现先秦人物形象，必须到古籍中寻找依据。除了先秦诸子外，“五经”之一的《礼记》就储存了大量的人物声貌的刻画与描写，可以弥补其它典籍中的不足。如《礼记·儒行》就记载孔子的衣着: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当时孔子刚从卫国回国，鲁哀公看到孔子的衣着与众不同，故有此疑问。根据孙希旦的解释，逢掖之衣，即是深衣，深衣之衣袖，在掖处衣围二尺二寸，衣袖祛处而渐窄，故曰逢掖之衣。章甫，黑色帽子之名，殷商时期人们所戴帽子，战国宋人仍沿袭戴着这种帽子。其时，鲁国人尚简易，深衣之衣袖，不再有二尺二寸，更不会戴殷商时期的帽子了。孔子与众不同的穿着自然引起哀公的好奇与追问。《礼记·内则》则对士的衣着有着极为详尽的描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韠、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着綦。”这是先秦士阶层的男子早晨侍奉父母时按照礼仪的穿戴。文中按照从上到下的循序，依此描述了士人清晨侍奉父母前的衣着准备，详尽得几乎近于繁琐，但却展现了周朝士人的衣着组合，为后世文学创作者再现先秦服饰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
第三，《礼记》保存了大量刻画哭泣的场面。孔子得知母亲在防的坟墓崩塌了又被修好后，心感悲哀，《礼记》记载：“孔子先返，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而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泫然而涕是对孔子悲伤流涕的描述。《礼记·问丧》记载：“亲始死，鸡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干肝、焦肺，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妇人不宜袒，故发胸、击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坏墙然，悲哀痛疾之至也。”《问丧》篇对痛丧亲人之哀的恸哭之状的描述，可谓淋漓尽致，男人伤心之至，至撤心肺;女子伤心至极，则扣心、捶胸，极度悲伤，气力消竭，以致象摇摇欲坠之墙。如果说以上是对子女哭泣的情态描画，那么一下则是对孝子孝妇的心态的描摹：“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心怅焉怆焉，惚焉忾焉，心绝志悲而已矣。”这段记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算描写。但其对人物心态的描摹，的确达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
近年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理念的回归，历史剧种特别受到观众的青睐。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的形象也搬上银幕，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