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虽说上下五千年，但是真正有文献连续记载的历史，是从孔子作的《春秋》开始的。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孔子晚年倾尽心血的一部书，孔子曾经自叹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的记载，开始于东周初期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不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即平王东迁、东周正式建立开始呢？
西周灭亡、东周建立的这段时期，有太多的谜团和遗憾，让孔子在作《春秋》时增添了太多的无奈。
公元前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
西周是怎么灭亡的？《史记?周本纪》讲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其实并不靠谱。
周幽王的原配是申侯之女，生太子宜臼。不久，幽王又移情别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于是废了申后，驱逐了太子。
这原本是史书上老套的故事情节：喜新厌旧、废长立幼，为了让故事精彩些，司马迁于是加入了烽火戏诸侯的段子。
幽王欲博褒姒一笑，建造了烽火台，设置了大鼓，与诸侯约定，有贼寇至，则举熢火，诸侯悉来救驾。一次，诸侯见到烽火，悉来救驾，却没有见到贼寇，褒姒见状终于大笑。幽王大悦，频繁举熢火，诸侯们逐渐不信、不来了。
等到申后的娘家人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戎真得来攻打幽王时，幽王举熢火征兵，诸侯之兵再也不来了。
最后，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京师被洗劫一空，于是诸侯共立原太子宜臼为平王。平王为躲避戎寇，东迁雒邑，即东都洛阳。
但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不符合史实。
“举烽传警”是大一统之后的汉王朝为防备匈奴才创造出来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西周时期都不可能有。
从史源的角度看，《史记》的记载可能来自《吕氏春秋?疑似》篇，其内容多属战国纵横之士的“戏说”，不足凭信，而且该篇也只说了置鼓高台，并没有发明“烽火台”。
《史记?周本纪》关于幽王亡国和平王东迁的记载，除了上面的不靠谱外，还有很多史料的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
１）申国和犬戎如何做到联合攻周的？
申国位于河南南阳附近，是在周宣王时被分封为诸侯的，而犬戎在西北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申和犬戎之间不仅相距一千多里，中间还隔着周王朝和众多的诸侯国。
２）平王东迁是为了避犬戎吗？
《史记》说，平王东迁是为了避戎寇，这也令人困惑。犬戎既然与申国联合攻杀了周幽王，是帮助平王上台的支持者，按理说周平王应该很感谢他们的。
３）平王为什么一登基就东迁？
西都的京师包括丰京、镐京，在今陕西西安市的长安县，从周文王开始，周人经营三百余年，宗庙社稷墓地都在此地，一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迫使平王一登基就迁都。
对于《史记》中记述的这些混乱和错误，不能归咎于司马迁，而是因为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文献不足。
到了西晋时期，一个河南汲郡人在盗墓时无意间打开了战国魏王大墓，大量竹简出土，史称“汲冢竹书”，学者们整理出魏国史书《竹书纪年》。
书中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线索：周幽王被杀后，曾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王子余臣在携地称王，后被晋文侯所杀。
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后来再次失传，幸好这段与西周覆亡关系最为密切的记载，被唐代孔颖达等人的《左传》注疏所引用，得以流传至今。
但是，由于这段记述语焉不详，又有文字的讹误，千百年来也引起了种种讨论。
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以经、史类典籍为主的的战国竹简（清华简），其中的《系年》共支，分为23章，是经过系统编纂的史书，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以填补古史的空白，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清华简《系年》的整理和公布，让两周之际历史的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系年》第二章的内容与西周覆亡相关。
《系年》的记载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我们的原有认识：
第一，周幽王所娶的王后来自于西申，而不是位于南阳的南申国。
申国是西方戎族中较强盛、融入华夏文明较早的一支，一直和周王朝通婚。周宣王时，封其元舅申伯于南阳盆地，建立“南申”，以帮助巩固南土。申国从此有了两个分支。
太子宜臼被废黜后，他所投奔的娘舅家是西申国。其实，西申之名曾见于《逸周书?王会》篇，以及《竹书纪年》的佚文，只是没有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
第二，是周幽王挑起战争自取灭亡的。
幽王起师攻打西申国讨要出逃的太子，申人不给，并联合西戎和缯人消灭了幽王，估计顺道还洗劫了京师的丰镐地区，所以，幸存的周朝大臣部分逃亡到虢国，于是拥立幽王之弟余臣，即《竹书纪年》所说的携王。
第三，携王的“携”可能并非地名。
在古代文献中，根本找不到“携”这个地名。余臣原为幽王之弟，周代实行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余臣本来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携”字应当是后人出于正统观念对他的一种贬称，“携”有离、贰的意思，“惠”字则是其支持者给他的谥号。
第四，平王东迁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可以肯定不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的公元前年。携王政权曾经存在长达21年，这一点也证实了《竹书纪年》的记载。携王被晋文侯杀死后，可能还存在9年周庭无王，诸侯不朝于周的局面。
如果这一结论合理的话，太子宜臼（周平王）在很长时间并未得到周朝贵族和诸侯们的承认，他最晚是公元前年才在京师（镐京）被拥立，立三年后（公元前年），才东迁到洛邑。
当然，这个推论也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晋文侯死于公元前年，不可能在京师拥立平王。
其次，据《史记》记载，是秦襄公（前年亡故）、卫武公（前年亡故）、郑武公（前年亡故）等人护送平王东迁，如果东迁是公元前年，三人均已亡故，不可能护送。
或者清华简《系年》的叙述还有纰漏，或者很多历史文献需要重写。
至于东迁的原因，很可能是镐京已经在多年战乱中变为断壁残垣，而且曾经帮助过他的西戎各族尾大不掉，构成巨大威胁。另外，东迁也符合秦、晋等支持者的利益。
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不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开始，而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开始？
以前的说法是，《鲁春秋》中隐公之前的史料不全。这个说法纯属臆测，没有证据，当时鲁国政局相对稳定，从未有过史料损毁的记载。
公元前年，晋卿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左传?昭公二年》）
韩宣子在鲁太史那里，一定是看到了完整的《鲁春秋》，才会发出由衷的赞叹。
孔子（前-年）求学时代，甚至作《春秋》时，都应该看到过《鲁春秋》的全本。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分析的有关幽王、平王的历史新知，还有我们尚未了解的很多历史真相，孔子都知道，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孔子的思想是很有启发的。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本是要尊王崇君，恢复礼制，威慑鞭挞一切乱臣贼子。他本人也曾经到过洛阳游学，当时，尊崇东周王室是避免天下分崩离析的最佳选择，“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但是，东周初期的近五十年，周平王从西戎弑父获益，靠诸侯扶持上位，没有守住镐京的宗庙社稷而东迁，实在是不太光彩，没法下笔。
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孔子故意忽略了这段历史，改为从鲁隐公开始。因为在鲁隐公之前，鲁孝公在位38年，见证了周幽王的覆灭，鲁惠公在位46年，见证了二王并立、九年无王的动荡。
这可能最能反映孔子作《春秋》时的苦心孤诣吧。
从西周到东周的这次改朝换代，虽说没有改变姬姓的世系，但是造成的灾难和破坏程度，远比史书记载的要剧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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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参考《走进清华简（增补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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