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融合了夏、商和先周时期礼乐文明的精髓,呈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高度与深度。从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周公“制礼作乐”并非皆是其原创或者是独创,与此前文化应是一种“因革”“损益”的关系。周公的贡献则是以先周传统的“德治”为主线,参照殷商、先夏时期礼制的基本框架进行整合与创造,最终形成“新”的周代礼乐文明。“积德行义”“敬德保民”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和总纲,是中华传统礼乐文明活的灵魂。
曲阜周公庙“制礼作乐”坊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认为周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具体的创作上,即“礼乐制度之制作”。应该说,周公“制礼作乐”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杨向奎先生赞誉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正是周公“制礼作乐”这一关乎中国古代文明整体的重大历史事件,被后世学者所高度赞誉,称赞其为“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近年来与周公有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大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