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间刘德增齐鲁礼义之邦中华传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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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礼作乐”是周初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周公被尊为“元圣”，即中国历史上第一圣。周礼的种类、名目众多，向来有“三百”“三千”之说，其中主要有“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或再加朝、聘、军旅，共为“九礼”。 　　鲁国始封之君，文献有不同的记载。《诗·鲁颂·閟宫》《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封伯禽于少昊之墟曲阜。到了汉代，人们一般认为周公为鲁国的始封之君。

（汉画像石·周公辅成王）

周公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政治方针。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 　　鲁地处内陆，没有齐国那样的发展海洋捕捞、煮海水为盐的自然条件。但鲁地土壤肥沃，洙、泗诸水足资灌溉。而重稼穑、尚耕织，本是周人的传统。 　　在鲁国的建国方针中，礼治是纲领，包括经济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是为礼治服务的。 　　伯禽至鲁，秉承父训，变革当地习俗，全力推行周礼。在列国诸侯中，鲁推行周礼最力。 　　入春秋，周天子无力号令诸侯，列国诸侯各自为政，僭礼越制，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当此之时，独鲁传承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之言曰：“周礼尽在鲁矣。” 　　儒家学派的产生又为鲁国的礼治传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儒家学派是怎样产生的？傅斯年年在中山大学的讲义《战国子家叙论》中说道：鲁是西周初年周在东方文明故城中开辟的一个殖民地。西周之故城既亡于戎，南国又亡于楚，而“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揖让之礼甚讲究，而行事甚乖戾（太史公语），于是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

（孔子杏坛讲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论者大都认同于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儒学是鲁国礼治传统的产物。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这么一件事：孔子少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儿时的孔子爱玩“礼”的游戏，决非“天性”使然。儿童的游戏大多是对成人行为的模拟，古时尤其如此。《列女传》记载：如孟子家近墓地，“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孔子少时爱玩“礼”的游戏，是受鲁国深厚的礼治传统的耳濡目染。 　　传统的伟力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诸子百家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一般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直接碰到的”是当时社会大变革，“既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则是各地传统，特别是文化传统。诸子百家的产生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与各诸侯国面临的问题、社会变革的程度与广度不同有关，更重要的是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孔子及其儒学思想发生于鲁国，而不是别的地区，与鲁国的礼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礼治传统与儒家学说的滋润下，鲁成为礼治秩序最好的地区，形成了“邹鲁礼义之邦”。在传世文献中，“邹鲁”并称始见于《庄子·天下》。邹即邾，都治今山东邹城。邹与鲁本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及至战国，由于儒学的传播，邹、鲁文化在儒学的影响下趋同。称“邹鲁”而非“鲁邹”，当是由于邹人孟子的影响所致。

易青齐为邹鲁：“齐鲁礼义之邦”的形成

周初，有大功于周室的姜尚被分封于营丘。营丘的地望，聚讼纷纭，一说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齐国故城内，一说在今山东昌乐县营丘镇古城村，也有人认为考古发现的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即是。营丘往东，是东夷的一支“莱夷”的势力范围，他们的势力很大。营丘东面是滔滔淄水，占据营丘，扼住东西交通线，便可以把“莱夷”挡在东边。“莱夷”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遂派出一支人马，试图抢先占领营丘。姜尚从“逆旅”得到消息，日夜兼程，先一步到达营丘，打退了“莱夷”的进攻。营丘的军事战略地位很重要，自然条件却很差。营丘南面，是山地丘岭，石灰岩山体上，杂草丛生；营丘北面，是砂砾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海潮淹没、海水溯河倒灌，再加上海水渗透补给地下水，便形成了海滨盐碱地。强敌虎视，地瘠人寡，这便是齐国开国时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怎样立国？姜尚君臣厘定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建国方针：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纺织业。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鱼、贝繁多。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他们的后裔后来一直在齐国做官。中国各地的制盐业大多尊奉夙沙氏为祖师。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农林专家的实验表明，桑树的耐盐度为0.20％。种桑，对姜齐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此外，种桑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姜尚君臣虽也重视农业生产，但赖以富国的，却是渔、盐、纺织三业。这样，政治上就不能像鲁国那样实行礼治，因为“义”与“利”不可兼得。故此，在政治上，齐国推行的是《吕氏春秋·长见》记载的“尊贤上功”。尊贤，就是唯才是举；上功，就是崇尚功业。这与周礼的精神迥然不同。齐国的政治方针是服务于经济方针的。

（姜太公钓鱼）

姜尚的第十三代孙桓公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发扬光大“祖宗之制”，把渔、盐、纺织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尊贤上功”政治也被小白君臣进一步发扬光大。周安王十六年，田和夺取了姜齐的江山，但在治国理民的大政方针上，走的却是姜齐的老路。 　　公元前年，秦一统天下，齐、鲁为郡县，文化的融合势在必然。《论语·雍也》记孔子之言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文化融合的路径，正是齐文化认同于鲁文化。其中有两项政策是重要的推手：一是从秦朝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二是汉武帝实施的独遵儒术。此二者成为整合齐文化的一柄双刃剑。但是，行为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一种较为稳固的文化事象，再塑不易。齐人行为的再塑，也是一场持久战。唐初，长孙无忌领衔编写的《旧五代史·地理志》列举齐人的三大变化：“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齐人的行为已纳入正统文化的规范。入宋，遂有范仲淹《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泰山之东，齐鲁同风”之说。

“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伦理道德与仪表风范

齐鲁“礼义之邦”又作“礼仪之邦”。近年来，是“礼义之邦”还是“礼仪之邦”的讨论颇多，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能宪先生在《文艺研究》年第2期发表《“礼义之邦”考辨》说：中国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然而，国人却不知何故将“礼义之邦”误为“礼仪之邦”。并且，这一错误在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中触目皆是，大有积非成是、愈演愈烈之势。殊不知“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虽一字之差，但涵义万殊，二者格局之大小相差万里，境界之高下何止天壤。长此以往，不仅谬种流传，还将影响到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评价，故不得不撰文考辨之。

实际上，“礼仪之邦”不是“礼义之邦”的误用。“礼义之邦”与“礼仪之邦”所指不同。“礼义之邦”指的是礼的内涵。 　　在西周之前，礼是事鬼敬神的工具，《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又云：“豐，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礼的本义就是以器皿盛玉以献祭神灵，王国维《释礼》一文考之甚详。《礼记·表记》记孔子之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诸如甲骨文、青铜器、人殉与人祭等等，无不为孔子此语作了最好的注脚。 　　大变革发生在商周之际。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认为必须借鉴夏、商兴衰的经验教训，他们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是天命无常，必须注重人的力量。国家大政方针从事神转向治人。

（礼之兴废）

血亲伦理是周礼的基石，《左传》说：“孝，礼之始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老吾老”“幼吾幼”扩展至“他人之老”“他人之幼”，形成社会伦理；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再到居官尽责、事君尽忠的政治伦理。“礼义之邦”即伦理之邦、道德之邦。 　　“礼仪之邦”说的是礼的外在形式。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礼记》所讲的那些礼仪和礼器。礼的内涵藉助礼仪和礼器来表达之，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礼乐志》说：孝慈、友梯、忠信这些伦理道德，必依凭于居处、动作、衣服和饮食。可谓一语中的。任何一种礼都要借助一种特定的仪式和器物来表达其内涵，礼之义寓于礼之仪、器中。离开了礼仪与礼器，礼的内涵便无从表达。“礼仪之邦”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言行举止讲礼仪、礼节、礼貌。二是衣冠器物合乎礼的要求，端正典雅。 　　将礼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现形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一个守礼之人；如果某个地区的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守礼，这个地区就叫“礼义之邦”或“礼仪之邦”。“礼义之邦”指称的是民众的内在素质，特别是伦理道德，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礼仪之邦”强调的是民众的言行，一是居处有礼，进退有度；二是衣冠器物符合礼的要求。 　　在我们祖先看来，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礼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也是国家治理的“中国模式”。“齐鲁礼义之邦”造就了一个传统道德的示范区、文明的高地，引领着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古人言某地民俗之良，往往用“俗兼齐鲁”或“风近邹鲁”形容之。 　　“齐鲁礼义之邦”是传统道德的示范区，是中华文明的高地，有着丰富的优秀传统，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阐发，加以传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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