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是一部记录周代职官制度的儒家经典文献。
《周礼》初名《周官》《周官经》。《史记·封禅书》曰：“《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此文除“迎长日之至”一句出自《礼记·郊特牲》外，其馀乃意引自《周礼·春官·大司乐》。又曰：“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传》《郊祀志》《王莽传》，数次提到或征引《周礼》，并称《周官》。
《汉书·艺文志》、荀悦《汉纪》也称《周礼》为《周官经》。《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周官传》四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荀悦《汉纪》卷25曰：“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
《周礼》专门讲设官分职，在西汉时称《周官》《周官经》，是名副其实的，刘歆奏《七略》时犹沿用。
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王莽时，《周官》更名为《周礼》，列为礼经，时间大约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九月之前（公元6年至8年间）；刘歆担心《周官》与《尚书·周官》相混淆，所以改名为《周礼》（《周礼正义》卷1）。此后，《周官》《周礼》二名互用，但以《周礼》之名，最为常用。
郑玄认为，《周礼》又名“经礼”。《礼记·礼器》曰：“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郑玄《注》曰：“致之言至也。一，谓诚也。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孔颖达据此提出，《周礼》有七种异名，分别是“礼经”“经礼”“礼仪”“礼义”“正经”、《周礼》《周官经》。《礼记正义》曰：
《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礼记正义》上册第3页，上古标点本）
对此，孙诒让《周礼正义》加以辨析说：
《汉艺文志》亦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颜师古注从韦昭说，亦以礼经为《周礼》。又引臣瓒云：“《礼经》三百，谓冠昏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瓒说最析，足正郑、韦之误。盖《周礼》乃官政之法，《仪礼》乃礼之正经，二经并重，不可相对而为经、曲。《中庸》“礼仪”“威仪”，咸专属《礼经》，与《周礼》无涉。《孝经》《春秋》《礼说》所云“礼经”“礼义”“正经”者，亦无以定其必为此经。郑、韦、孔诸儒，并以三百大数巧合，遂为皮傅之说，殆不足凭。（《周礼正义》卷1）
“经礼”是指礼之大纲，“曲礼”指礼之细目，三百、三千，是说礼之纲目繁多。“礼经”“经礼”“礼仪”“礼义”“正经”，皆非《周礼》之别名，可以肯定。
关于《周礼》之作者及成书年代，自汉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刘歆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周官传序》），即周公所作。东汉末年，郑玄将刘歆之说坐实。郑玄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十三经注疏》上册第页上，中华版）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和贾公彦等学者，皆遵从此说。孙诒让说：“此经建立六典，洪纤毕贯，精义眇旨，弥纶天地，其为西周正典，卓然无疑。”“周公作《周礼》虽在六年，其班行则在致政时，故《明堂位》孔疏亦谓成王继位乃用《周礼》是也。”（《周礼正义》卷1）郑玄、贾公彦、孙诒让都是研究《周礼》的大家，所以，周公作《周礼》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意见。
对周公作《周礼》的意见，与郑玄同时的临硕、何休，表示反对。临硕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郑玄著文反驳。然因他们辩驳之书不传，莫详其说。
《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说：“《周礼》，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今已亡其书矣。若以《周官》当之，则大误。今之《周官》，虽其间不无两周之遗辞旧义，然其书除《考工记》外，或成于战国。”（《春秋左传注》第页）《左传》所说《周礼》，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周礼》。
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认为，《周礼》是“王莽令刘歆撰的”。（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页）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清末，康有为将此说坐实。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伪造群经，《周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康氏观点，在学术界犹如地震，应者云集。其实，对于刘歆伪造《周礼》的主张，四库馆臣早有反驳。《四库全书总目》说：
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铏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页，中华书局年版）
纪昀等人认为，如果刘歆作伪，为何只伪造《周礼》前五篇而不伪造《冬官》？今《仪礼·大射》《聘礼》《礼记·礼器》《杂记》等记载名物度数，与《周礼·司几筵》《掌客》之记载，互相矛盾，如果刘歆伪造《周礼》，为何要留下如此清晰的矛盾，以等待后人攻击呢？《周礼》非刘歆伪造。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周礼》一书，既非周公所作，也不是刘歆伪造。与其他先秦文献一样，《周礼》作者是很难落实到具体人的。纠缠于《周礼》作者的考辨，就目前资料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于是，很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考察《周礼》的成书年代上，他们依据《周礼》的内容，分析其思想、制度和语言特色，论述《周礼》的成书年代，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微刊主编：子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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